【摘要】數字人民幣是數字金融的重要內容，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擴大金融高水平開放的重要保障。本文從計價貨幣、投融資貨幣、儲備貨幣和動態回流四個維度，分析數字人民幣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機制。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數字人民幣通過提升對外貿易計價結算、對外投融資的使用量，以及增加外國央行儲備貨幣的比重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并以人民幣動態循環回流體系為保障。

【關鍵詞】數字金融 數字人民幣 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強調“加強優質金融服務，擴大金融高水平開放，服務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建設，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是數字金融的重要內容，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將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擴大金融高水平開放的重要保障。為此，本文以數字人民幣的不同視角研究人民幣國際化，并從計價貨幣、投融資貨幣、儲備貨幣和回流機制的維度，分析數字人民幣通過對外貿易、投融資、儲備貨幣、跨境動態循環回流四大機制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并提出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政策建議。

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意義

第一，數字人民幣作為大國主權數字貨幣的代表，能夠成為國際貿易、跨國資本流動、跨國產業投資的計價、支付和結算手段，并在國際社會扮演重要的儲備貨幣角色。大國主權數字貨幣能夠突破現存非數字貨幣在跨國結算方面的壁壘，促進跨國債權債務結算的數字化；打破霸權國家貨幣對跨國支付、跨國結算、跨國投資的壟斷性和歧視性影響；彌補主權非數字信用貨幣的不足，促進支付工具、結算工具和投資工具的多樣化。

第二，法定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和推廣將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法定數字貨幣具有匿名性、可控性、幣值穩定性等優點，可以擴大人民幣流通規模、穩定人民幣幣值、加強金融合作和金融安全，并對貿易投資活動、貨幣政策等產生深遠影響。當前沒有一個國家在數字貨幣領域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對于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實現彎道超車的機遇。我國應繼續推廣和發行數字人民幣，擴大數字人民幣的使用主體、使用范圍、使用領域，取得數字貨幣的先發優勢并制定數字貨幣的標準和規范，贏得數字貨幣時代的主動權、話語權，并借助有國家信用背書的法定數字人民幣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第三，就國際貨幣體系而言，推進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和國際化有助于改變以美元為代表的傳統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緩解美元超發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進而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

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促進機制

計價貨幣維度：貿易結算促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借鑒美元與歐元國際化經驗可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首先需要克服當前的歷史慣性，注重構建貿易結算的根基。在支付體系建設層面，現有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高度依賴美國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系統（SWIFT）和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進一步加快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等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將大力推進支付體系的獨立自主。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3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自2015年投產以來，CIPS日均交易量和人民幣跨境日均結算額均加速持續上升，2021年CIPS累計處理跨境人民幣業務334.16萬筆，金額79.60萬億元，其對于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滿足各時區的人民幣業務需要、提高交易的安全性、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等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如圖1所示，截至2023年8月，CIPS共有89家直接參與者，1363家間接參與者，CIPS正推動進一步整合現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渠道和資源并形成系統完備的人民幣全球化支付體系。在貿易合作模式層面，貿易與市場利益是跨國經濟合作的基礎，我國與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發展和市場利益共享是雙邊和多邊合作的基礎，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貿易與市場條件。

主權數字貨幣是金融科技創新發展的產物，與數字人民幣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金融科技對數字貨幣的技術支撐、金融科技帶來的積極影響。一方面，金融科技創新是數字貨幣構建的技術基礎和推動力量，更是主權數字貨幣構建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主權國家的征稅權、強制力和國家安全保衛能力構建主權數字貨幣的信用來源和信用基礎，不同信用類型國家發行的數字貨幣的信用來源及信用基礎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其他數字貨幣的非國家性和非政府性的特征更為顯著；二是分布式數據儲存與中心化信用擔保共同構建主權數字貨幣的數字與信用分布特征，分散化、網絡化、扁平化的分布式數據網絡構建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數據基礎。另一方面，數字貨幣亦會反哺金融科技的發展，數字貨幣是推動金融科技、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促進了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的快速發展及互聯網金融模式的創新。學界對金融科技創新影響的評價也頗為積極，金融科技創新能夠通過發揮普惠效應并形成普惠價值，服務企業融資，推動金融生態逐漸呈現出分布式、網絡化的結構，使得交易成本更低、參與主體更加多元。總體而言，金融科技創新為主權數字貨幣構建提供了技術支持，金融科技創新的驅動力量在于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場運行成本、提高金融產品滿足客戶需求的程度。

投融資貨幣維度：投融資促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一是對外直接投資（ODI）與人民幣國際化。就ODI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效應而言，其一方面能夠通過資金籌集、使用和貨幣兌換來提高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交易規模，另一方面擴大了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在跨境結算中的使用范圍和應用場景。ODI亦存在中介效應，人民幣國際化受多方面因素影響，ODI能夠對這些因素產生影響，進而間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經濟增長層面，ODI能夠提升本國的經濟發展質量，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增加技術創新成果，通過競爭效應帶動研發經費增加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貿易壁壘、貿易運輸成本、國際貨幣結算兌換成本，并能較大程度促進貿易結構升級。在金融市場發展層面，ODI有利于發揮金融市場發展對貨幣國際化的促進作用，能夠提高銀行業規模并對金融業就業具有補充效應，同時有學者指出金融深化、金融結構優化、經濟開放程度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②。在科技水平層面，國家科技實力會影響計價貨幣談判中的話語權，具有技術優勢的國家在計價貨幣的談判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能夠主動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貨幣作為計價貨幣，科學技術水平欠缺的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計價貨幣。二是資本賬戶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從以往發達國家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來看，經濟實力已經不是貨幣國際化的主要決定因素，而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金融開放的程度逐漸成為貨幣國際化的關鍵因素。學界大量研究佐證了金融開放尤其是資本賬戶的開放對于主權國家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意義，金融抑制將限制一國貨幣在國際交易中的使用，我國只有實現充分的金融開放，人民幣才能成為區域經濟的主要計價貨幣。

儲備貨幣維度：儲備貨幣與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我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2016年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之后，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儲備貨幣功能獲得很大的提升和認可。影響一國儲備貨幣選擇和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安排、經濟金融等。在制度安排影響因素方面，決定儲備幣種結構的主要因素有貨幣地位、支付結構、金融安全和匯率安排等，貨幣使用慣性和政策信譽對儲備貨幣的選擇影響非常明顯，發行非國際貨幣的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可被稱為“儲備型匯率制度”，該制度也是當前發展中國家的最優選擇。在經濟金融影響因素方面，人民幣儲備需求的影響因素與中國經濟基本面緊密相關。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人民幣將很快在全球儲備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學者使用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進行經驗研究，證實了經濟體的GDP規模、貿易份額、宏觀經濟穩定性是影響其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重要因素。交易性外匯儲備需求又可劃分為商品交易需求和金融交易需求兩個層次，并且商品交易需求取決于對外貿易需求，而金融交易需求則由外債支付需求、外商直接投資（FDI）支付需求、預防性審慎需求及匯率穩定需求共同決定。

未來國際法定數字貨幣競爭將進一步加劇，最終國際儲備貨幣具備向一種或少數幾種貨幣集中的趨勢，在全球新型金融危機背景下，外匯儲備管理的戰略應該向人民幣國際化這一方向調整。從外匯儲備管理的貨幣機制出發，我國高額外匯儲備對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和安全起重要保障作用，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反過來為我國高額外匯儲備帶來風險緩釋，二者存在良性互動和戰略協調機制。從外匯儲備管理的貿易機制出發，區域經濟互動推升貿易伙伴國對人民幣資產的儲備需求，進一步推動數字人民幣的儲備需求和應用場景擴張，貨幣使用慣性和路徑依賴促使貿易伙伴國加速錨定數字人民幣儲備，并進一步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從外匯風險管理角度出發，隨著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匯儲備風險也被持續放大，因而有必要減少對美元資產的依賴，通過推廣數字人民幣增強人民幣的吸引力。從國際貨幣層面來講，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對于解決國際儲備貨幣供給難題、維持國際儲備貨幣償付能力和幣值穩定、維系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數字人民幣能夠在未來全球的儲備貨幣中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其不僅將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形成數字人民幣使用慣性，增加數字人民幣在區域經濟貿易和投融資合作中的使用頻次，還能幫助我國更好地抵御全球經濟波動帶來的沖擊并增強外匯儲備管理的靈活性。

回流機制視角：跨境動態循環與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回流是數字人民幣在境外順暢流通、循環和實現國際化的重要環節，主要包括數字人民幣的貿易回流、投融資回流、儲備回流及總體投放和回流四個層面。在數字人民幣尚未實現境外流通的情況下，研究其回流機制有較大難度并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如何分析人民幣回流的影響因素，以及探索疏通數字人民幣回流的路徑或渠道等。二是如何構建具有反饋調節機制的投融資循環體系并保證其順利運行，進而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首先，依托投融資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依賴于完善的人民幣“流出—回流”循環體系，鑒于目前世界各國發展不均衡的現狀，體系構建時會面臨投融資循環體系組成因素的辨識和各組成因素間相互作用的機理分析兩個難題。其次，保證投融資循環體系的順利運行，需要分析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匯率等因素對投融資循環體系的作用機制，以及如何對投融資循環體系進行風險管理。最后，構建反饋調節機制的核心難點是如何進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度量。三是如何構建多層次的數字人民幣跨境動態循環體系。可以嘗試構建以數字人民幣投放為出發點，中外央行、中外商業銀行、中外企業、全球資產管理中心、主權財富基金等多機構參與全球金融市場，進行投融資和資產風險管理活動，促使數字人民幣回流中國，形成多層次的跨境動態循環體系，并進行不斷的升級和完善。

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也是人民幣在境外流通、使用、儲備和回流的過程，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有暢通無阻的回流渠道支持。因此，數字人民幣通過替代傳統紙幣（替代效應）和增加在國際貿易和投融資中的使用規模（放大效應）后，會派生出更多的數字人民幣，并通過至少三種渠道回流到國內。一是國際貿易回流（經常項下），即在開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通過數字人民幣進行支付結算，從而回流到我國經常項下的數字人民幣。二是國際投融資回流（資本金融項下），包括中國投資的利潤回流、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FDI、償還中國的外債本息等，這些選擇數字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的項目都將回流到中國資本金融項下的數字人民幣賬戶。三是外匯儲備投資回流（資本金融項下），即其他國家中央銀行將儲備的數字人民幣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上和在我國金融市場上進行投資而形成的數字人民幣回流，從而最終實現數字人民幣投放與回流的良性循環和動態均衡，進而推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

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實施路徑和應對策略

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實施路徑。一是在經貿往來上，我國應繼續提高人民幣在雙邊貿易結算中的比重，積極推動和完善人民幣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的定價結算規則，加快實現法定數字人民幣的支付清算渠道，擴展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的輸出渠道。二是在投融資合作中，我國應在產能合作、基礎設施投資等項目中積極推廣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融資貸款。三是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繼續吸納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參與者，發揮CIPS作為人民幣結算主渠道作用；穩步推進第二代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RCPMIS）建設，充分發揮其更開放、靈活、高效的特點，不斷完善監測預警等相關功能，為數字人民幣推廣和跨境資金流動提供更有力支撐；繼續提升中資金融機構和人民幣業務的覆蓋范圍，建立一套適用法定數字人民幣的金融基礎設施系統。四是繼續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建立成熟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滿足人民幣持有者對人民幣交易、投資、風險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同時進一步拓展國內投資者在國際金融市場配置資產的空間，構建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雙向流動路徑。五是加強頂層設計，與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積極協商，推進雙邊本幣結算，簽署雙邊本幣合作協議或者制定本幣結算合作框架；積極推動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有效降低匯率風險；繼續擴大外國政府和央行人民幣外匯儲備，降低推廣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的制度壁壘等。

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應對策略。在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我國將會面對成因和形成機制不同的各類風險，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風險應對策略。一是建立相應的國際合作組織，協調各方的利益，化解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摩擦。二是建立風險預警機制，深入了解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狀況，跟蹤洞察各國社會輿情變化，對潛在風險做到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三是制定完善的數字人民幣規則標準和法律法規，規范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交易、支付等各個環節，提升支付安全性和加強法律保障。四是完善“走出去”戰略的適配性政策法規，加強企業“走出去”的主動激勵和競爭實力。五是鼓勵我國海外企業與當地主體開展文化交流，深入了解東道主國家的社會背景，并和當地政府、企業、社會團體等建立互惠協作的友好關系。六是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倡議合作模式的先導作用，充分借鑒吸納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在以往推廣過程中的經驗。七是推動構建競爭性的國際金融市場，提高人民幣和數字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八是警惕并應對一些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極端恐怖勢力對我國推廣數字人民幣的污蔑、阻撓及其他敵對行為。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研究院教授、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依托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研究”（項目編號：21&ZD117）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資料來源：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有限責任公司公開資料。

②姜浩：《金融發展、經濟開放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S1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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