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對我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作出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布，為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了重要依據和行動指南，是新時期指導和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綱領性文件。理解現階段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將其置于兩條線索之下：一是對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統一市場理論和建設歷史雙重邏輯的繼承和發展；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客觀環境變化和主觀作為的相互作用。從理論進展和歷史實踐兩個維度梳理統一大市場的變遷邏輯，總結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建設全國統一市場的經驗教訓，有助于推進當前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更好地服務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全國統一大市場 理論邏輯 歷史演進 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4.007
杜麗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為外國經濟思想史、西方經濟學流派、經濟增長理論、信用理論與政策、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主要著作有《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歷史和現實考察》、《中國“雙循環”的演進歷程與實踐路徑》（論文）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五個方面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1]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置于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針對國內外經濟環境出現的新形勢、新變化、新挑戰，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對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作出了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
學術界和理論界也圍繞全國統一大市場積極開展研究，圍繞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新認識、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新路徑、完善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的新思考等內容產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從理論層面回答了統一大市場和市場機制的關系、統一大市場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統一性等諸多命題。但鮮有研究從理論和歷史的雙重視角系統梳理統一大市場的變遷邏輯，缺乏對既有經驗做法的系統總結。本文從這兩個方面切入，通過梳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統一市場的理論進展和統一市場建設的歷史實踐，分析總結新時代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可從中繼承和發展之處，以期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一些思路。
統一大市場的理論邏輯
在中央政策層面，“統一大市場”并不是新提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乃至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就把統一市場作為經濟發展的目標要求之一。在理論研究和歷史實踐雙重因素的推動下，統一市場的內涵不斷變化。
市場制度史和市場理論的變遷。作為一種資源分配和交換的機制，市場的起源較早，但基本是在工業革命以后，市場機制才在經濟制度中發揮重要作用。縱觀整個市場制度史，市場的起源之一是長途貿易，即外部市場，地理位置相距甚遠的兩個群體通過長期博弈最后形成和平、固定的以物易物方式，這是由地理位置決定的勞動分工的結果。市場的另一起源是內部地方市場，通常認為，當個人交換行為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內部市場就會出現。商業革命之前，不論是外部市場還是內部市場，都具有較為明顯的地方性和排他性。尤其是國家內部的地方市場，其生產通常由同業公會組織，并根據生產者的需要進行調節。這一運作方式導致在商業革命之前，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并不明顯，在經濟制度中并不占據主導地位，存在比市場制度更有效的制度模式來決定生產和分配。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1944）指出，到西歐封建制度結束為止的所有經濟制度，要么是依照互惠性（reciprocity）原則、再分配（redistribution）原則或家庭經濟（householding）原則而組織的，要么是依照這三個原則的某種組合而組織的。在這一時期，人們在多種多樣的個人動機驅動下來確保物資的有序生產和分配，個人動機受一般行為準則約束，而追求利潤的動機在所有個人動機中并不是首要的。
以西歐國家為代表，其內部市場的最初整合是在重商主義指導下以國家干預的方式完成的。一方面，取消各地區、城鎮之間存在的地方性關稅、收費和禁令，必須借助中央政府的強制措施；另一方面，破除地方同業公會的壟斷行為對市場運行的干擾，需要實施帶有管制特征的經濟政策。這表明，在經濟體系內部還未具備充足的條件以建立一個龐大的自我調節的市場前，國家干預是最有效的整合市場的手段。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機器大生產取代工場手工業，工業生產逐漸居于主導地位。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生產需要，勞動力市場、原材料市場及商品市場被一一整合，并且這一進程主要是在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下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干預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代表新生資產階級利益的法令政策需要國家和政府來頒布和實施；另一方面，這一根本性變革主要由市場制度所主導，其產生的沖擊需要國家和政府采取措施來緩和，國家干預的主要作用是保護在這一變革中受到負面影響的群體，以使最根本的社會秩序不受破壞。從工業革命前的市場制度史來看，國家干預對于市場整合與統一市場的構建是有利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大蕭條之前，市場機制開始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占據主導地位。與之相伴隨的是古典經濟學等主流經濟思想的興起和發展，其對市場機制的理解和對統一市場重要性的認識逐漸加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很早就關注到分工和市場的關系及其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楊小凱、張永生，1999），其理論被稱為斯密定理（1776），即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分工取決于市場的大小，市場大小又取決于運輸的條件，因此市場會影響到經濟增長。阿林·楊格（1928）進一步發展了斯密定理，指出“勞動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勞動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條件中”[2]。斯密-楊格定理的具體含義是，巨大的市場規模可以支撐專業化生產和市場分工，且分工程度會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而更加細化，勞動分工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假定一國的經濟稟賦是既定的，不管怎樣，決定其產業效率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看來是市場的規模”[3]。不僅如此，巨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強大的購買力，即吸收大量年產出的能力，需求的增加會引起供給的增加，從而擴大生產規模，實現持續的報酬遞增。斯密-楊格定理可以看成是對市場規模經濟的一種古典解釋，它指出市場規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否認這種關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分析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關系時指出：“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4]此外，市場是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是商品經濟運動的總體，市場范疇和商品經濟的這種關系，使得市場只能是歷史的范疇；資本主義市場是市場發展過程中最成熟因而也是最后的階段，資本主義市場會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滅亡而退出歷史舞臺。[5]
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階段，同樣存在商業和市場，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業和市場，其本質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商業和市場。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業定義為“把人民消費品分配給社會成員、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個人需要的基本形式”[6]，市場和商業的作用在于“把社會主義生產同人民消費連接起來，一方面把日益增多的工業品和農產品送給消費者，另一方面又把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帶給社會主義生產”[7]。這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的理論基礎。
國內理論界對統一市場的認識變遷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階段（1949年～1978年）。從統一市場的歷史演變來看，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逐漸形成。中共八大作出了“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在基本上完成，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市場已經形成”[8]的論斷。陳云同志對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性質作了進一步說明。他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中提出：“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9]，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10]在當時的語境下，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主要是滿足計劃生產為主體的國家市場的發展需求。從這一定義出發，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有別于社會主義的計劃市場，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商業和供銷社商業獨占的市場。[11]它仍允許一定程度的個體經營，也存在商品交換和流通。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不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的統一性，因為自由市場所決定的商品生產的類別和計劃性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對商品流通、市場經營狀況和商品價格的影響也有限。
從內涵上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階段，統一市場建設著重強調統一性質和社會主義性質，這種統一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消費的統一，是國家市場和一定范圍自由市場的統一，也是社會生產計劃的統一。這種統一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統一，在實踐中更強調公有制的制度基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商品市場的內在統一性，造成了城鄉市場分割、地區分割的客觀問題。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滿足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快速工業化的要求，但在提高生產力水平和滿足人民需求方面的作用則相對有限。
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79年～1992年）。改革開放以后，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黨的基本路線也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隨著黨和政府對市場機制的認識不斷深入，統一市場的內涵也在不斷變化和豐富。
在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對統一市場的討論基本延續前一階段的認識，并且主要圍繞流通體制改革展開。薛暮橋（1980）在分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時指出，市場調節的關鍵是擴大流通渠道，打破生產、流通、分配各環節由部門計劃包辦的現象；放開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只會成為國營商業的補充，不會動搖國營商業的領導地位，破壞社會主義統一市場。這實際上是對前一階段“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是以國家市場為主體，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這一認識的肯定。他還初步從市場配置資源的角度出發，提出企業與企業、公社與公社、縣與縣、省與省等主體通過自下而上聯合，形成一個經濟上自然結合的統一市場。一些學者則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既要體現社會主義性質，也要強調市場的統一性質。
隨著經濟理論研究工作和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深入，學術界從更多維度對社會主義統一市場進行了研究和討論。一是圍繞要素市場的建設。要素市場的統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統一的具體表現形式，隨著對生產資料、技術等范疇的商品性的確認，資金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等術語在中央文件中頻繁出現，學術界圍繞具體要素市場的討論也在增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周小川等（1986）結合發達國家組織生產資料市場的經驗，分析了當時我國生產資料市場建設的狀況和可能的趨勢，建議采取組建全國性生產資料公司的方式，以保證市場建設一開始就具備統一市場的雛形。二是逐漸肯定市場機制的作用。學者們逐漸認可完善的市場機制是市場統一、要素自由流通、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市場調節和計劃指導是內在統一的關系。三是圍繞市場發育的道路問題展開爭論，即從一開始就推進統一市場建設還是先培育區域市場再逐步形成統一市場。隨著不同區域稟賦條件存在差異性這一觀點被學術界普遍承認，以及在實踐中地區間差異化傾斜政策的實施，后一種理論逐漸被認可。學術界普遍認為統一的國內市場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區域共同市場的發展是這一過程的必經階段，這一階段市場建設的關鍵是防止區域市場發展成區域保護主義。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年～2012年）。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2]，消除了改革開放以來理論和實踐中的困惑。1992年6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根據南方談話的精神首次使用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13]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實現這一目標的條件之一是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14]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方向，并提出主要任務之一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15]這兩份文件是這一時期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也是推進全國統一市場建設的根本遵循。
這一時期，林文益（1994）對統一市場的內涵作了較為全面的闡述并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但學術界對全國市場和區域市場的探討基本上延續了前一階段的觀點。林文益認為，國內各地區的經濟在社會分工高度發展的條件下通過密切的、相互依賴的商品聯系而融合成國內統一市場，反映了全國范圍的生產社會化。在統一市場的形成路徑方面，以區域市場為路徑發展形成全國市場的觀點，因較為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市場機制和區域開放，即統一市場的內涵不應是行政性的市場統一，而是市場機制和市場效能的統一；區域市場也不是封鎖割據的行政經濟區域，而是發展水平相近、具備分工基礎的開放性共同市場，其邊界由市場機制自身決定，會隨著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效率的提升而不斷向外拓展直至達到新的臨界點。隨著各個區域市場不斷向外擴張、相互滲透和融合，市場機制會推動區域市場形成全國的統一市場。
進入21世紀后，學術界關注的重點轉向分割市場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旨在剖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治理辦法。銀溫泉和才婉茹（2001）認為地方市場分割是我國從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產物，其深層次原因是以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為核心的行政性分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為了追求經濟績效、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地方企業等目標而采取市場保護措施。而后隨著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受到認可，分割市場問題被置于分權式改革的理論框架內討論，政治集權、經濟分權以及官員晉升為地方政府采取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政策提供了激勵（王永欽等，2007；劉小勇、李真，2008）。在具體如何整合國內市場方面，學者們認為除在體制機制上進一步實施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基礎性制度外，還可以采取先發展區域市場、后推動區域市場間一體化整合成全國市場等策略；從實證上看，以東部、中部、西部為基礎的國內商品市場呈現出整合的趨勢，且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已呈現出較高的一體化程度（桂琦寒等，2006；趙奇偉、熊性美，2009）。
總的來看，從實行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以前，學術界對市場機制的理解及對統一市場的認識均進一步深入。由統一的社會化生產和消費發展到要素、資源和商品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流通，到以市場機制為導向、區域市場為路徑的發展模式，再到統一的市場規則制度。以上認識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新時代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主要維度。
統一大市場的歷史演進
改革開放前，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國家對要素端和生產端實行統一計劃管理，對需求端也實施嚴格的配給制度，根本目的是力爭在較短時間內使我國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在要素端，除對農產品實施統購統銷外，國家還對重要生產資料進行全國統一管理分配，對生產要素的價格進行計劃規定，以確保工業原材料供給的穩定。同時，資金和勞動力也受到國家管制，中央對資金有絕對的支配權，財政資源被主要用于促進工業部門的發展，銀行信貸也主要用于工業生產。在生產端，國家對企業生產、經營進行計劃指導，相關主管部門直接向企業下達生產指令，企業嚴格按照計劃組織生產，產出直接上交國家并由國家分配。在商業方面，主要推行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的發展模式，由這兩個部門負責工業品和手工業品的銷售批發，及促進城市和農村商業的發展，兩個部門的分工先后經過多次變化，交叉經營的矛盾長期存在；私營商業則以經銷代銷的形式被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一時期，統一市場的表現形式是統一的商業政策和商品自上而下的分級調撥，并以較小規模的自由交換作為補充。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以及城市和農村地區經濟活動的差別，城鄉在商品流通上實際是實行雙軌制，全國市場并未統一。而其中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由于信息傳遞不暢導致計劃安排不合理以及生產力水平的不足，經濟的供給能力無法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生產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分配資源和實行統購包銷，自由市場的范圍不斷萎縮直至完全讓位于計劃生產和計劃流通，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被錯誤地認為就是社會主義的計劃市場。
改革開放后，實施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全國一盤棋”政策。改革開放后，“全國一盤棋”是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政策的基本遵循。對內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是發展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關系，調動地方、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及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現實需要。在對地方下放部分權力、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的過程中，中央始終堅持“全國一盤棋”，強化對經濟工作的集中領導，堅持統一的國內市場建設。1982年4月，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著重強調了“關于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和全國一盤棋的問題”，指出“擴權、搞活以后，也容易產生本位主義、分散主義以及自由化的傾向，削弱和擺脫國家的統一計劃，干擾和分割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影響全國一盤棋”……“為了加強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必須堅持大計劃、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擺正全國一盤棋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的關系”。[16]這既是對前一階段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延續，也有客觀上的必然性，即只有在“全國一盤棋”方針指導下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才能發揮競爭機制的優勝劣汰作用和各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充分利用不同地區間的資源稟賦優勢，從根本上提高企業和全社會的經濟效益。此時與“統一市場”相關的認知，已經有別于前一階段，在強調社會主義性質的同時，市場本身也得到重視。全國經濟的統一性和地區經濟的特殊性并不矛盾，統一市場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統一市場建設既鼓勵跨省、區、市的經濟聯合，也鼓勵地方依據稟賦條件發揮比較優勢。但是，調動地方積極性的過程中時常會出現社會主義統一市場與地方經濟發展的矛盾，受本位主義、分散主義的影響，部分地方只顧自身利益、忽視社會需要、不顧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搞盲目建設、地區內經濟封鎖、地區間經濟分割，阻礙正常的市場競爭和商品流通。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央不僅將建立統一市場的目標納入頂層設計，而且多次強調要打破地區分割和封鎖，整頓和規范割裂全國統一市場的地區行為。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緊迫性更加突出。中央開始探索和實施一些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政策舉措，主要是實行分稅制改革和推進區域市場建設。改革開放初期，財權和行政權的下放改變了過去統收統支的財政集中體制，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激勵相容問題，反而不利于統一市場建設，并使中央預算內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在這一背景下，1993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開始實行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最重要的作用是初步明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職權范圍，使中央財政在總財政收入中的占比和重要性顯著提升，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配套建立的轉移支付制度和宏觀調控體系，也使中央在客觀上具備了縮小地區間差距、監督地方政策執行的能力，并能通過轉移支付和宏觀調控手段推動形成全國性的、基于資源稟賦的區域分工格局，從而推動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但分稅制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政府政策對統一市場建設的干擾，也沒有改變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模式。分稅制改革重構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劃分，使得財權相對集中，一些事權則分散到地方，事權和財權的不匹配刺激地方政府不斷尋求擴大收入，其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招商引資吸引財源，另一方面搞土地財政獲得土地出讓金。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加，地方政府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地企業，并逐漸發展成“逐底競爭”，從而忽略了地方自身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這不僅造成大量項目重復建設，而且極大地扭曲了要素資源配置，阻礙要素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高效率流動。這類地方的盲目建設行為、地區分割政策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對要素資源的扭曲往往掩藏在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等外衣之下，而由于監督成本較高等因素，上級相關部門往往難以有效及時制止此類行為。總體而言，以單一經濟增長（主要是GDP增長）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導致了包括地區保護、市場分割等在內的諸多問題的滋生，而早期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和基于良好外部環境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使得經濟能夠保持長期高速增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些問題，并使統一市場建設在持續的“央地博弈”中受到阻礙。
這一時期，統一市場建設的另一條線索是區域市場建設的推進。綜合性的區域發展戰略始于20世紀末“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改革開放后，區域發展戰略的推進順序依次是東部率先發展、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東部地區依靠其沿海的區位優勢和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與前沿地帶的先發優勢，實現了率先發展。1999年，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中央正式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這是首次將綜合性的區域發展戰略納入頂層設計，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先后制定實施了《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關于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等重要文件；之后，國務院又相繼于2003年出臺《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2006年出臺《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這標志著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的逐漸落地實施。制定實施這些區域戰略的主要目的是從全局上推動各區域共同發展，以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增強各區域不同的整體性發展能力及明確其在全國的分工定位。這一時期出臺的指導性文件基本上都包含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內容，且越來越豐富和明確，但總體上還未涉及市場一體化、區域統一市場等問題。
2007年5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上海主持召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時提出：“長三角地區要在新形勢下實現新的跨越，發揮更大作用，必須在‘提升、融合、率先、帶動’上做大文章”，其中“融合，就是要加快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市場一體化，進一步推動長三角地區合作向全方位、寬領域、深層次發展，增強區域發展合力”[17]。“區域一體化發展”隨即被寫入中央層面區域發展戰略的指導性文件中，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國務院于2008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一體化發展”被寫入總體要求，主要原則部分也指出“堅持一體化發展，統籌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形成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18]這與以往的區域發展戰略文件有很大不同，表明區域發展的重心已經從提升總體實力轉向高質量協同，統一市場建設也逐漸成為區域發展的根基。在長三角地區率先實施一體化發展戰略，不僅因為它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地區，還因為其已經具備了良好的一體化基礎。201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的出臺標志著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由指導意見落實為具體規劃。其中加快市場體系建設部分提出，“推動市場一體化。建立統一開放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等各類要素市場，實現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清理和修訂阻礙要素合理流動的法規和政策，努力營造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統一規范的市場環境”兩項重點任務。[19]
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八大以前的統一市場建設，是我國所實行經濟體制的反映，服務于經濟發展現實。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完成工業化，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將大部分商品納入計劃，統一市場主要體現在統一的政策上，市場本身未受到足夠重視；改革開放后，服務于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市場機制的作用得到重視，同時地方、企業、個體的積極性得到調動，地方的本位主義、分散主義又對市場的統一性產生不利影響，市場實際上由“統一”轉向“不統一”。因此，此后的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實際上是繼“三大改造”之后又一次對國內市場的整合，但兩次整合的出發點不同，所根植的經濟體制不同，因此不可等量齊觀。
新時代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對理論和歷史雙重邏輯的繼承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內外環境和條件發生客觀變化。為了適應新時代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并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一系列主動性的戰略調整，其中就包含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出發提出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理解現階段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可以從前60多年統一市場理論和歷史雙重邏輯的繼承和發展這一視角出發。這種繼承和發展，就是堅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乃至決定性作用；就是堅持轉變政府職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完善現代財政制度、提升宏觀調控能力，保證全國一盤棋，始終堅持立足全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體系和立足構建全國的分工協作格局；就是堅持以全國統一市場為目標，以區域市場一體化為手段，在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同時推進形成區域共同市場，以區域共同市場促進全國大市場發展。
堅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即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是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統一市場，其理論基礎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統一市場具有很大不同。
計劃經濟時期的統一市場建設，主要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上。改革開放后，隨著思想的解放和對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合理部分的借鑒，黨和政府對市場機制的認識逐漸深入。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并不排斥國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20]改革開放后我國的重要變革之一是承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是建立統一市場的理論基礎和根本遵循。而從經濟思想史的發展來看，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確實存在關于市場經濟體系的科學論述。
亞當·斯密對經濟自由主義做了較早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闡述，他的“看不見的手”的著名論斷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最直觀和深層次的說明，后人在對“看不見的手”的內涵進行分析時，往往也將其視為市場機制。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在于論證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模式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的唯一方式，說明該模式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和增進社會福利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優越性。[21]其理論基礎包括：在生產論上，自由市場論者認為廠商的生產行為直接依據市場信號，受市場供求關系的調節，因而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供需雙方會達到一種均衡，市場機制或者說價格信號會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和有效利用；在交換論上，自由市場論者認為市場機制通過自動調節，從而達成供給和需求、生產和消費的均衡。
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我國的經濟實踐都表明，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形式，古典經濟學對市場機制的分析和它所揭示的部分法則仍然具有生命力。但由于它自身存在的個體盲目性會加總表現為總體無序性，因此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預。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和主體，加上對西方經濟學中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相關認識的兼收并蓄，共同構成了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統一大市場的理論基礎，因此其與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理論基礎具有明顯差異。黨的十八大以來，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主客觀條件具備”[22]，堅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被進一步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3]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被上升為“決定性作用”，這是新時代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內核。
堅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理論界逐漸明確市場和政府的職能和邊界，我國也建立了一套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宏觀調控是在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一個新術語[24]，它和西方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政策相類似，是政府發揮作用彌補市場缺陷和矯正市場失靈的主要方式。與西方國家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建立的宏觀調控體系不同，受路徑依賴的影響，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系仍然將規劃長遠的計劃作為重要手段。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中長期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從1953年開始，我國已經編制實施了13個五年規劃（計劃），其中改革開放以來編制實施8個，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實踐證明，中長期發展規劃既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5]政府發揮應有作用，不僅是凱恩斯之后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不論是歐洲的市場一體化進程還是中國推動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實踐都表明，統一市場并不會隨著市場發展到相當程度就自然出現，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阻礙資源流動、自由競爭的亂象需要政府發揮應有作用。
古典經濟學將政府定位為“守夜人”的角色，這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初期生產力尚不發達、經濟活動并不復雜因而市場機制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實際情況相適應。亞當·斯密認為，政府只需要維持好國防、司法和公共事業，這些事情或是由個人維持不能償其所費或是只有政府維持才適宜。雖然僅僅是保留最低限度的政府，但也表明市場并不能包辦所有事項，需要“看得見的手”進行必要干預。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催生了凱恩斯理論和現代國家干預主義。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出發，認為消費傾向、流動偏好和資本邊際效率三大因素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放任市場自由運行，經濟的失衡和就業的不充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市場自發調節不能達到均衡，因此需要政府積極、主動地進行適當干預。1933年，羅斯福任美國總統后實施的一系列新政，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全面干預經濟的開端。當今主流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政策，以需求管理為核心，強調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大手段對需求總量進行逆周期調節，以平抑各種短期經濟波動，實現國民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長期目標。
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或宏觀經濟管理，我國的宏觀調控強調“調節”和“控制”相融合。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存在兩種認識：一方面，政府要具備對宏觀經濟進行間接調節的手段，加強總需求管理；另一方面，市場并不是萬能的，有必要保留計劃的指導作用，保持必要的直接行政控制。黨中央參考吸收了學術界的討論成果，在重要文獻中開始使用熔“調”和“控”于一爐的“宏觀調控”提法。[26]控制和調節并列，表明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我國建立起的宏觀管理手段既有對計劃經濟時代有益經驗的繼承，也包含對西方經濟學的適應性創新和發展。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調控手段主要采取經濟辦法，“建立計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機制”[27]。
我國的宏觀調控“強調國家中長期計（規）劃的引導作用，這是它區別于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最大的特點”[28]。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兩大部類按比例發展規律和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綜合平衡”理念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唯市場論”的批判發展。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通過傳統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貿易、土地、就業等各項政策的協調配合，既能提高調控的現實性和靈活性，又能夠更有效地實現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綜合結構平衡，凸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張力。此外，堅持發揮政府應有作用，也是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路徑和寶貴經驗，政府在推動制度轉型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對于處于發展初期的后發國家來說，完善市場機制既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所要達成的目標。在市場機制缺失的情況下，政府不僅要找到一種暫時替代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方式，還要不斷投入更多的資源和時間來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在不同階段較好地履行了自身的職能，在轉型初期通過務實的漸進雙軌制打破“唯計劃”的資源分配方式培育起市場機制，并不斷擴大由市場配置資源的領域，在市場逐漸完善的同時適時調整自身職能完成角色轉換，建立起與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并向“有為政府”轉變。
對于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而言，需要進一步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配合“看不見的手”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有效的基礎制度、高效的聯通設施，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統一的商品和服務市場等。這其中，政府行使職能的關鍵是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框架下，加強頂層設計和監管體系建設，與市場機制形成一股合力，消除一系列阻礙上述制度、市場形成的因素。
堅持區域市場和全國市場相結合的建設思路。不同區域之間資源稟賦和發展程度不同是我國區域發展的基本情況。對于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簡單要求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達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據各地區的條件，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的路子。”[29]基于“全國一盤棋”的發展要求和區域發展現狀，為進一步深化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已有區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重大區域發展戰略。
在進行頂層設計以及推動相關規劃落地實施的過程中，區域市場和統一市場的辯證統一關系得到了充分體現。一方面，區域市場是全國市場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為主要形態的增長動力源，進而帶動經濟總體效率提升，這是經濟規律。”[30]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使得區域優勢市場逐步凸顯。區域的人口、經濟規模擴大，會帶動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則會基于運輸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自動確定資源配置的邊界。因此，即使不存在資源流通的制度性障礙（主要指地方保護主義），市場也會因為非制度性因素而形成區域性邊界。但各類非制度性成本會隨著市場規模擴大附帶的規模效應而不斷降低，市場的邊界會逐漸拓展，從集市、區縣擴大到省市、全國，直至達到新的動態邊界。在此過程中，既要不斷完善交通運輸設施、交易網絡等基礎設施以降低非制度性成本，還要不斷排除歧視性、隱蔽性的區域市場壁壘，使市場邊界能夠隨著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受阻礙地擴大。基于中國多區域市場的發展格局，隨著各區域市場一體化程度的逐漸加深和邊界的不斷擴大，當各市場邊界開始接觸并不斷融合直至聯通時，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從理論上也就得以實現。
另一方面，全國市場同樣從供給端和需求端構成區域市場的前提。我國區域發展實踐表明，東部地區具備豐富的港口和交通資源優勢，背靠國際市場，便于吸收引進國際資金、人才、技術，中西部地區則具備豐富的能源、勞動力等要素優勢。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過程，正是中西部地區乃至全國的勞動力、資金、資源等要素向東部沿海地區集聚的過程。地區間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能夠較好地結合，正是全國市場初步統一的體現，伴隨著全國性的交通運輸網絡和信息平臺的發展，最重要的勞動力要素能夠在地區間自由流動。而在需求端，區域市場的壯大，不僅是區域內人口、產業集聚和信息化突破的結果，也是龐大國內市場需求支撐的結果，依托于快遞、電商等流通網絡的發展，全國性的商品需求可以分散在各個區域內完成供給，實現合理分工。
在區域市場和全國市場建設“兩手抓”的過程中，需要將破除區域市場內部分割和區域間壁壘放在重要位置。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的過程中需要加強市場內部各政府主體間的交流聯系，鼓勵地方政府讓渡部分行政權力，以一體化發展協議作為指導，建立跨越行政邊界的協調機制。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機制，防范區域內部因利益不一致等問題導致隱形壁壘的重現和市場一體化程度的倒退。在區域市場向全國市場過渡的過程中，要防范區域市場最終形成封閉小市場和自我小循環，防止區域市場間邊界模糊且不聯通的情況出現。
結語
理解新時期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明確以下幾點認識：一是統一市場建設不是現階段的新提法，而是我國長期以來的發展目標，并在不同時期采取了不同政策以實現有序推進；二是現階段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主要是由于內外部環境的客觀變化以及國家發展戰略轉變的主觀需要；三是現階段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有別于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主義統一市場，其理論基礎和內涵均有較大差別。
新時期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實踐已經展開，未來，在理論構建上，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理論體系，加強理論構建同中國實際的結合，重點研究統一大市場建設中具有共性、普遍意義的問題與理論，如市場與政府理論、公平競爭理論、中央與地方關系理論、資本特性與行為方式理論等，并將其與特定市場（要素市場、資源市場、商品市場、服務市場）構建中的特定理論相結合，將一般方法應用于特殊領域。另一方面，國內區域一體化已經取得豐富成果，也需要學術界進一步總結。一是總結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經濟帶等區域推進市場一體化以及以市場一體化帶動各方面一體化等方面的有益經驗和教訓，并將這些經驗推廣上升至全國層面，探索在規模更大、疆域更廣、差異更顯著的全國范圍內探索市場一體化的路徑；二是分析研究地區間的共性與差異，探索借助地區一體化的基礎，順勢打破地區間的市場分割與隱性障礙的對策；三是總結地區內部建設協調機制的經驗，探索更高層級的協調機制，探討如何在更高層級協調各方、補償各方，既能夠調動地方積極性，又能夠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方法路徑。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陳洲揚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3]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年第2期，賈根良譯自《經濟雜志》第38卷。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頁。
[5]宋則：《馬克思市場學說研究》，《財貿經濟》，2016年第11期。
[6][7]《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46頁。
[8]《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頁。
[9][10]《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頁。
[11]林文益：《關于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問題》，《財貿經濟叢刊》，1980年第1期。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3頁。
[13]《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42頁。
[14][27]《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53、462頁。
[15]《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8年8月13日，https://www.gov.cn/test/2008-08/13/content_1071062.htm。
[1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93～1194頁。
[17]《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054～1055頁。
[18]《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2008年9月16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08-09/16/content_1715.htm。
[19]《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全文）》，2010年6月24日，http://www.hprc.org.cn/gsgl/zggk/guijiajg/xiangguanwenjian/201006/t20100624_54378_9.html。
[20][22]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65、25頁。
[21]晏智杰主編：《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15頁。
[2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5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
[24][26]董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的實踐探索與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8期。
[25]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頁。
[28]程霖、岳翔宇、夏艷秋：《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創新與中國式現代化：標識性概念演進的視角》，《經濟研究》，2023年第1期。
[29][3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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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Unified Marke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Du Liqun
Abstract: Accompanied by the ent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made systematic plans and strategic deployments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n China by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cause. In April 2022, the Opin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was released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and action guidelin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standardized, fairly competitive, and fully open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t i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n the new era.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place it on the following two clues. Firstly,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dual logic of unified market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history 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condly,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subjective action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etical progress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we sort out the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fied market,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for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which will better ser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evolu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