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質生產力是相對于傳統生產力的質的躍升，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要不是增量創新而是前沿技術突破和顛覆性創新。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前沿技術不斷突破，顛覆性創新不斷涌現，給我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歷史機遇。顛覆性創新通過開辟全新賽道、升級傳統產業和重構產業格局等路徑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我國在顛覆性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方面進入“無人區”，顛覆性創新的高不確定性需要產業支持政策的轉型，市場選擇性需要更好地活躍市場主體，時序關聯性需要秉承包容審慎的原則，不可預測性需要發揮科技倫理的作用。
關鍵詞:科技革命 產業變革 顛覆性創新 前沿技術 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014.1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創造性地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提出后，有關機構和不少學者進行了內涵、特點解讀。例如，中央財辦有關負責人在解讀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時認為，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這些研究還剖析了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機制及其與中國式現代化、新型工業化、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關系，認為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一些學者注意到顛覆性創新對新質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周文等認為，新質生產力是關鍵性顛覆性技術實現突破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的“新”體現為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的突破。[1]余東華等指出，前瞻性、引領性、顛覆性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來源。[2]不少學者認同前沿技術突破和顛覆性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動力，由其形成的新興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表現。但是，總體上看，對顛覆性創新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系以及相應的產業發展政策的系統性的研究相對欠缺。
新質生產力中的顛覆性創新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產力?？茖W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盡管增量科技創新也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新質生產力是相對于傳統生產力的質的躍升[3]，實現這一躍升是增量型的技術創新所不能達到的，需要前沿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和顛覆性創新的出現。“顛覆性技術”一詞最早由克里斯滕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提出。2003年，克里斯滕森和雷納將“顛覆性技術”擴展為“顛覆性創新”。顛覆性創新意指在主流市場之外的邊緣市場的技術創新，基于顛覆性創新的技術通常更便宜、更簡單、更小巧以及通常更便于使用。后來“顛覆性創新”的概念也被用來指那些創造完全不同的技術路線、產品或商業模式，從而使原有的創新被替代、破壞的技術創新，或者是那些能夠創造出世界上不存在的產品或服務、開辟全新領域的技術創新。與新質生產力相關的顛覆性創新應該是后一種含義。推動新質生產力的顛覆性創新是改變程度更大、新穎程度更大、影響程度更深的創新，能夠以更高質量的產品、服務、模式等滿足人類的需求，同時也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藍海市場”，使企業能夠獲得更大利潤、產業具有更高附加價值、相關從業人員能夠獲得更多收入，從而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帶動人民富裕的關鍵力量。新質生產力區別于傳統生產力的最主要特征，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最主要的驅動力就是顛覆性技術創新。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前沿技術不斷突破，顛覆性創新不斷涌現。從《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評出的“十大突破性技術”可見，當前的技術創新活躍，有些顛覆性技術已經進入產業化應用階段并釋放出巨大的價值，有些蓄勢待發，有望在未來產生顛覆性影響。世界主要國家都高度重視顛覆性創新，紛紛出臺發展戰略、法律和政策對前沿技術和顛覆性創新加大投入、對顛覆性創新的產業轉化加大支持，以期引領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方向，盡快形成產業新賽道和經濟增長新動能，并在創新鏈、產業鏈中取得掌控地位、獲得更大的價值創造份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也使我國第一次有機會和有條件全面擁抱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發展機遇，有望在多個細分賽道取得領先。實際上，在過去20年，我國通過抓住科技和產業變革機遇，在數字經濟、光伏組件和風電設備、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均取得巨大成就，光伏電池、鋰離子電池、新能源汽車等“新三樣”成為我國出口的新亮點。
顛覆性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路徑
顛覆性創新蘊含著巨大的顛覆性力量，不但能夠催生全新的產業賽道，而且能夠推動傳統產業升級，并重構既有的產業鏈格局。
開辟全新賽道
許多顛覆性技術創新來自于基礎研究的重大進展或工程技術的重大突破，使得原有無法實現的科學構想得以工程化、產品化。例如，西門子法制多晶硅工藝使利用太陽能發電在工程上成為可能。一項顛覆性技術是否能夠產生商業價值、開辟新的產業賽道還受到市場需求的制約，有較大規模市場需求的顛覆性技術才能最終實現產業轉化。市場需求包括：一是長期存在但是未被有效滿足的需求，如人類對健康、長壽的追求；二是企業發現并嘗試實現的潛在的需求，如智能手機、虛擬現實設備的出現；三是由各國政府人為創造的需求，如為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目標需要發展可再生能源、節能、碳儲存、碳捕獲、碳金融等產品和服務；四是能夠以更高的效率（更高質量或更低成本）滿足已經存在的需求，如更快捷的運輸方式。重大科學發現深化了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是顛覆性創新的理論基礎，但二者也并不存在連續遞進的關系，從科學發現到顛覆性技術的產業轉化常常有一個漫長的時間跨度，比如“光生伏特”效應發現于1839年，但光伏發電到本世紀才實現大規模應用。此外，一些顛覆性的工程化技術雖然沒有徹底搞清楚其內在的科學機理，但并不影響其產業化應用。顛覆性創新催生以更高效率滿足現有需求或全新需求的產品或服務，如果這種新產品能夠被更多的群體所接受，就會創造出一個蓬勃發展的新興市場和新興產業。由于產品的生產需要眾多產業提供材料、零部件、設備、儀器、軟件等投入品，而且很多投入品還需要根據新產品進行適應性的技術創新或架構調整，因此顛覆性創新的產業化還會帶動一個包括廣泛產業領域的產業生態的發展，進一步壯大新質生產力的力量。
升級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是指存在時間比較長、技術比較成熟的產業。由于技術成熟、產業的技術進入門檻低，有大量企業在市場中共存，市場競爭非常激烈。成熟的技術雖然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滿足廣泛的市場需求，但是也存在產業增速緩慢，附加價值和利潤率低等問題。較早建成的產能雖然滿足當時的能耗、二氧化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生產條件和產品質量等方面的監管標準，但是，隨著人們認識程度的提高、發展理念的升級等影響，原有的產能可能就不符合當前發展的要求。例如，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約束下，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成為鋼鐵、有色、石化、材料等產業升級的要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涌現的顛覆性創新，往往具有通用目的技術的特點，即能夠在廣泛的領域應用，并通過深度的融合對所應用領域產生深刻的影響。第二次工業革命出現的電力顯著改變了各行業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和生產效率，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許多通用目的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推動各傳統產業在要素結構、產品形態、產業業態、業務流程、商業模式等方面發生變革，推動傳統產業提高研發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改進產品質量、增強產線柔性、加快響應速度、減少能耗排放、拓展增值服務，成為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重要力量。傳統產業在顛覆性技術的賦能下實現產業升級、重新煥發生機，成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傳統產業升級過程中賦能技術的使用也拉動新興產業需求的快速增長，從而又進一步加速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梢钥吹剑苿油ㄐ?、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的高速增長源自該行業本身創造的新需求拉動，數字技術在其他行業的廣泛應用成為數字產業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重構產業格局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的產業鏈緊密交聯在一起，一個國家某個產業的發展一般不可能離開世界范圍內的分工與合作。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是在全球分工合作同時又競爭的環境下進行的。顛覆性創新通過兩種路徑重構世界產業格局。一是在新興產業形成新的分工格局。盡管發達國家在相對比較成熟的產業具有優勢，但是，在顛覆性創新產業化形成的新興產業并不一定能夠保持這種優勢，換句話說，新興產業格局常常與原有的產業格局有很大不同。發達國家可能對新出現的技術不敏感、支持力度不夠，造成顛覆性技術產業化的進程緩慢。反之，在顛覆性技術和由此形成的新興產業，后發國家處于與發達國家相同的起跑線上，如果政策得當，就有可能實現顛覆性技術更早的產業化和換道超車。從歷史上看，許多國家的崛起都是抓住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主要的顛覆性創新突破和新興產業涌現的機會。一個國家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快，它在全球新興產業中的份額和分工地位就會提高，反之則會下降。二是重構原有產業的格局。顛覆性技術常常會使產品架構、生產工藝流程等方面發生重大變化。比如，新能源汽車相對于燃油汽車，不僅是動力從發動機變為動力電池，而且主要部件也從由變速箱、離合器、傳動軸承構成的傳動系統變為驅動電機、電控系統。顛覆性技術在產業化早期階段形成的產品在成本、性能、價格等方面相對于既有產品往往處于劣勢，由于市場規模相比于成熟產品微不足道，在位企業常常會忽視顛覆性創新燃起的“星星之火”。再加上企業內部既得利益的阻撓、打破供應鏈長期合作關系的巨大成本等因素，在位企業往往在顛覆性技術上的投資不足，從而使產業“新勢力”在顛覆性技術、產業鏈配套、品牌影響等方面后來居上。這是特斯拉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車制造企業以及我國成為新能源汽車最大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的重要原因。此外，即使是在產品架構不發生顛覆性變革的情況下，在位企業如果對顛覆性技術的應用（如數字技術推動的數智化轉型）反應遲鈍，其產業地位同樣會被削弱。也要看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不是零和博弈，雖然各國之間在爭取更大市場份額、爭奪技術和產業主導權、控制權上存在競爭，但更主要的目標是要實現顛覆性技術更快發展、將新興產業加快做大，通過“做大蛋糕”共同分享新質生產力發展創造的財富。
顛覆性創新的特點與產業政策轉型
長期以來，我國在科技和產業發展等方面都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國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起現代化的產業體系特別是工業體系，縮小與發達國家在既有產業方面的差距，因此我國的科技和產業政策也主要圍繞縮小差距的“趕超戰略”而建立。但是，經過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產業技術能力顯著提高，許多產業無論生產規模還是技術水平已處于世界第一梯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更是給我國提供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歷史契機。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是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構成是由前沿技術突破和顛覆性創新形成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在這些方面，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處于相同的起跑線上，沒有其他國家的經驗可以借鑒、教訓可以吸取。發展新質生產力，意味著我國科技和產業發展進入“無人區”，產業政策需要根據顛覆性創新和新興產業的特點做出適應性的轉型。
高不確定性需要產業支持政策的轉型
在與先發國家存在較大差距時，后發國家企業引進學習世界范圍的先進技術，政府部門通過創新政策和產業政策支持已經被市場證明成功的技術路線，可以加快后發國家產業發展，在更短的時間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種“選擇優勝者”的產業政策在許多后發國家的追趕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顛覆性創新和新興產業在技術路線、應用場景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無論是科研機構、企業還是政府，都無法在事前準確判斷技術向什么方向發展、哪種技術能實現工程化以及大規模產業化、具有大規模應用的場景在哪里，因此事先選擇優勝者的產業支持政策失靈[4]，政府的作用應由選擇型向功能型轉型，轉向創造更好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環境，彌補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化早期階段的“市場失靈”問題，比如，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創造早期應用市場，以及適時進行制度、法律和政策改革以適應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發展的要求。
市場選擇性需要更好地活躍市場主體
當科學家看到某個有重大突破的技術方向時就會大量涌入，企業看到某個重大的市場機會時也會紛紛進行創業、投資。無論是在科技創新的早期階段還是新興產業發展的初期階段，主導設計尚未形成，同時并存許多條不同的技術路線。至于哪條技術路線能夠最終成為主導設計而勝出，需要在市場競爭之中、在供給與需求的互動中確定。市場面對不確定性的機制就是讓大量的科研機構和企業沿著不同的研究方向、技術路線進行探索，隨著時間推移，各方對技術方向逐步形成共識，實現技術路線的收斂。要讓市場選擇發揮作用，既需要有大量的科技創新主體、市場主體在盡可能多的方向上進行探索，還需要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通過有效競爭在眾多的顛覆性技術中篩選出最可行的方案。因此，在科技政策上應鼓勵科研機構和科學家進行更加自由的科研探索，并改變過去那種“以成敗論英雄”的科研考核機制；在產業政策上，應鼓勵科技型創業，便利企業的注冊、退出，并創造更加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在競爭政策上，應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各類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企業家才能充分釋放。
時序關聯性需要秉承包容審慎的原則
顛覆性技術的主要應用場景在不同的時間段可能會發生顯著的改變，具有更大潛力、催生新一代顛覆性創新的場景有可能在未來出現，即顛覆性創新及其應用場景具有時序關聯性，這就使得今天一個產業發展可能會對明天另一個產業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在影響發生之前，同樣無法準確預料，這是顛覆性創新和新興產業高不確定性的另一種表現。技術的迭代創新必須有市場應用的支持，如果對顛覆性技術應用管得過死，限制它在某些存在一定不合意影響領域的應用，很可能就會使該技術的應用市場發展不起來或規模不夠大，從而缺少足夠的營收支撐企業的成長，由于缺乏對技術創新的持續支持，該技術的進步也會更加緩慢，甚至停滯乃至消亡。當依賴該技術的新技術出現時，就會由于缺少必要的技術儲備而限制新一代顛覆性技術的突破和產業化。特別是在不同國家采取的監管政策存在巨大差異時，之前對顛覆性技術應用的限制可能會造成新一代顛覆性技術發展的落伍。這就意味著產業監管政策的實施應非常謹慎，需要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原則，給新技術更大的應用空間，盡可能把限制控制在較小的程度。
不可預測性需要發揮科技倫理的作用
顛覆性創新并非總是帶來積極的影響，對新技術認識的不充分和濫用不僅可能造成經濟損失，甚至可能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后果。例如，核能的武器化存在奪取大量生命甚至毀滅地球的可能；再如，ChatGPT出現后，許多科學家和企業家產生了對通用人工智能濫用的破壞力的擔憂。同時，政府監管存在滯后性，且跟不上技術和產業快速演進的速度，難以用常規的監管方法對技術的有害后果進行及時治理。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無法預判技術的負面影響而停止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可以通過科技倫理的事前自我治理、事中社會治理和事后政府治理的協同機制，盡可能早地發現和糾正有可能對人類社會造成巨大損害的科技創新，對科技的負面影響做出更及時的預防[5]。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的機制研究”（批準號：22AZD124）、中國社會科學院智庫基礎研究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周文、許凌云：《論新質生產力：內涵特征與重要著力點》，《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12頁。
[2]余東華、馬路萌：《新質生產力與新型工業化:理論闡釋和互動路徑》，《天津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第90—102頁。
[3]杜傳忠、疏爽、李澤浩：《新質生產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分析與實現路徑》，《經濟縱橫》，2023年第12期，第20—28頁。
[4]李曉華、王怡帆：《未來產業的演化機制與產業政策選擇》，《改革》，2021年第2期，第54—68頁。
[5]李曉華：《數字經濟的科技倫理治理：動因與機制》，《中國發展觀察》，2023年第6期，第40—43頁。
責編：王 克／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