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人文經濟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涌現的新動能，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式協調性、人民性、實踐性的基本特征。城市人文經濟的本質是以文化為支點創造新需求，依托城市文化產業轉型升級，通過數字媒介與數字傳播實現經濟的能級躍遷，最終賦能城市高質量發展，創造美好城市生活。以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需要在城市文化傳承創新的實踐中打造城市IP，積極推動城市文化的“人人傳播”，助力人文經濟“破圈突圍”，通過人文環境提升和配套保障塑造城市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關鍵詞】人文經濟 文化產業 城市IP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4.007

【作者簡介】徐劍，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博導，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文化大數據、城市文化與城市形象、國際傳播、公共管理。主要著作有《人文之城——上海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分析與評價》、《城市形象的媒體識別——中國城市形象發展40年》（合著）、《構筑中國文化強國形象的全球識別系統》（論文）等。

城市是驅動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節點和重要引擎。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人文與城市經濟始終保持著相輔相成的密切關系：經濟發展可以成為城市人文建設的推動力，而城市人文環境與文化氛圍的提升也可以反哺經濟，推動城市經濟與文化建設循環演進、良性互動。習近平總書記長期關注城市建設發展中文化和經濟的交融互動，并形成了一系列關于“人文經濟學”的重要論述，對于指導形成文化與經濟相互協調的區域格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把握城市文化發展與經濟建設共生共榮的協調關系，充分發揮文化的支點和撬動作用，將人文要素轉化為經濟轉型發展的推動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新需求、新期盼，已成為新時代激發城市高質量發展全新動能的關鍵所在。

城市人文經濟：中國式現代化的協調性、人民性和實踐性特征

中國式現代化在人文經濟的城市實踐中具體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基本原理與自強不息、正道直行、貴和尚中、民為邦本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內涵的結合。[1]在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我國自古以來根植于城市空間的優秀傳統文化與新時代經濟建設的內在需求相互呼應，創造出諸多生動演繹城市人文經濟內涵的城市樣本。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2]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人文經濟學”的特征時重點強調了蘇州、杭州等城市文化與經濟有機融合、和諧共生的代表性案例，體現了城市在實踐人文經濟學原理中的載體和窗口作用。城市人文經濟的繁榮發展是我國社會經濟轉型發展邁入新階段的重要推動力。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區域和空間載體，中國城市對于人文經濟的演繹生動展示了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的新型高質量發展道路，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在區域性實踐中的協調性、人民性和實踐性等基本特征。

第一，城市人文經濟強調的文化與經濟的共生關系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協調性特征。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3]從廣義上來說，人文經濟是尊重人的精神財富，以保障人民群眾精神福祉為要的經濟發展模式，它擺脫了資本主義利潤主導和追逐剩余價值的本質屬性，強調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協調平衡好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從而達到經濟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物質與精神的和諧統一。城市人文經濟一方面關注文化要素所能轉化出的巨大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也強調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城市文化資源建設和人文氛圍提升對市民的精神文化哺育作用，旨在實現城市經濟與城市人文的良性循環與融合共生。例如，浙江在全國率先提出打造“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將文旅驛站、城市書房等公共文化空間有機融入城市的空間版圖，并推動高品質文化供給和文化創新項目“入圈”，將城市經濟發展的紅利轉化為城市文化生活的實景，并通過活躍的文化氛圍進一步激發文化創意與文化經濟的活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城市人文經濟所體現的協調性，不僅僅是指文化和經濟之間的平衡，而更關注兩者相互促進、相互交融的內在關系。

第二，城市人文經濟蘊含的城市發展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適應的關系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特征。20世紀中葉以來，人文經濟思潮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來源于對既有經濟理論中人文精神缺失問題的反思。傳統主流經濟學將“經濟人”作為基本假設，集中關注效率和市場相關的議題，而忽略了對于人文價值、人本精神的思考。[4]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發表的《“文化經濟”點亮浙江經濟》一文深刻指出：“‘文化經濟’的本質在于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發展，說到底要突出一個‘人’字。因此，我們在推進‘文化經濟’的發展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5]人文經濟的繁榮歸根結底要服務于人的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新需求、新期盼，尤其是精神層面的需求日益增長。城市作為生存和居住的空間，必須產出能夠真正戳中“痛點”的文化產品供給，這對人文經濟的精準化內容供給提出了要求。以“醬香拿鐵”的品牌營銷為例，其作為商業案例的成功不僅僅在于品牌的聯名，更寓意著中西文化、咖啡文化與白酒文化的碰撞，本質上是通過產品創新和文化創新迎合了數字時代的年輕消費者尤其是都市白領對于品質生活的需求。城市人文經濟的活力，蘊藏在日益增長和不斷變化的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之中。要進一步激發城市文化消費活力，使人文經濟迸發出更加鮮活的生命力，就必須打造有創新性、有品質的高質量文化產品來活躍市場，使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斷得到新的豐厚滋養，讓創造城市財富的“新經濟”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城市人文經濟倡導的城市文化內涵提升與產業發展的聯動關系反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性特征。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形成與完善，源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實踐。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通過文化建設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具有顯著的實踐性。城市人文經濟的繁榮內嵌于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空間版圖之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城市多元豐富、異彩紛呈的在地化實踐特性。以蘇州和杭州兩座城市為例，其在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將人文經濟的演進始終根植于城市土壤所蘊藏的優秀傳統文化，同時充分挖掘文化創意與文化科技的力量，通過文化、創意、科技等要素的融合實踐驅動數字內容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并將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和人文內涵有機融入產業革新，達到“以文興業”“以業促文”的效果。杭州動漫游戲產業經過多年來的本土原創實踐探索，依托數字文化IP的巨大價值，打造出中國國際動漫節等城市文化盛會，推動數字經濟、科技、文旅、體育、現代制造、金融等產業在相互賦能中融合發展，充分詮釋了城市人文經濟的實踐屬性及其背后蘊含的發展潛力。可以說，人文經濟是一個具有高度實踐性的概念，城市人文經濟的探索需要在結合城市歷史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充分調動生產要素和經濟資源，實現產品創新、技術創造與城市人文精神的有機融合，形成與時俱進的人文經濟實踐指南。

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從根本上說，文化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力量為文化力量提供發揮效能的物質平臺。然而，任何經濟又離不開文化的支撐”。[6]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揭示了人文經濟的內在規律和機理，詮釋了城市人文經濟的實踐內涵。隨著數字技術深度嵌入城市發展的各個領域，人文經濟的概念在城市實踐中經過不斷的發展演變，已經在數字時代的城市發展中表現出諸多新的特質。以人文經濟為指導驅動城市高質量發展，需要在數字經濟和城市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以城市為基點進一步厘清城市文化與城市經濟的關系，通過彰顯城市特色的本土實踐詮釋人文經濟的時代內涵。

第一，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以文化為支點創造新需求。現代城市人文經濟的概念具有高度系統性，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人文發展與經濟建設的疊加組合，而是要以文化為支點撬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全新動能。從經濟理論的角度來說，人文經濟主要指在市場活動中以人文價值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不同于其他經濟模式的最主要特性在于人文價值的優先級。[7]傳統經濟學將供需關系視為最基本的規律，而供給側結構性的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則是當前經濟形勢下最受關注的瓶頸問題。同時，頻頻“出圈”的城市文化消費熱潮也充分暴露出居民高品質的文化消費得不到充分滿足的現實困境。以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破除當前城市經濟運行中的不平衡問題，關鍵在于以人文價值為牽引，吸引社會資源創造新供給，并帶動新需求。數字經濟時代涌現出的淄博燒烤、貴州“村BA”等以城市人文要素驅動新經濟發展的案例充分表明，人文經濟的核心是通過有吸引力的文化體驗和文化產品創造新的文化供給，并通過新的文化供給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在這一過程中，文化所扮演的是“支點”與“杠桿”的角色，發揮的是一種“以點帶面”的撬動作用。一旦實現了從城市人文價值到大眾文化產品的實質性轉變，新的需求就會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并吸引資本、資源、勞動數據等要素向新供給集中，城市經濟也將迸發出新的活力。只有不斷推動文化要素向經濟要素的轉化，才能使人文經濟的良性循環持續運轉，讓社會經濟逐步轉向理想的運行軌道。

第二，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渠道來自數字媒介與數字傳播。當今社會，數字技術正全面融入城市經濟、文化、生活的全過程，加速數字文明時代的到來。數字傳播已成為具有時代性、前瞻性和創造性的未來城市競爭高地，正在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價值理想與城市哲學。在這一背景下，人們感知新消費產品和進行消費決策的渠道已全面轉向新媒體，數字媒介對于民眾日常文化消費活動的改寫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同時，通過數字傳播，每個在城市中生活的個體都成為了手持“麥克風”的傳播者，這打破了傳統媒體主導的城市傳播格局，對于人文經濟而言具有巨大的傳播潛力，“人人為城”的城市實踐正在不斷轉化為城市創新發展的源動力。以在社交媒體平臺形成現象級傳播效應的哈爾濱冰雪旅游為例，青年群體在感受城市文化的同時，將各類“玩梗”內容通過社交媒體平臺進行發布和傳播，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關注，迅速推動了城市形象的“破圈”。數字時代城市場景化IP的傳播，不僅能夠打響城市的人文品牌，更提供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流量密碼”。[8]城市人文經濟的背后，是人民群眾對于理想生活的熱切期盼，是精神文化追求的集中釋放，也是新時代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活力之源。可以說，數字媒介的渠道力量釋放了“人人傳播”的潛能，為城市人文經濟的時代演繹提供了全新可能。

第三，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于城市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人文經濟的繁榮發展在根本上依賴于產業的興盛，失去了產業的支撐，人文經濟便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法長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從城市文化產業發展的實踐經驗來看，人文經濟理念落地的關鍵在于通過產業賦能實現從文化IP到文化產品再到經濟創新的轉化，其中賦予文化元素以充分的體驗價值是關鍵一環。體驗價值是指人們從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中感受和獲取到的，具有對消費者感官滿足作用的精神價值和情感價值。只有當城市文化的內在價值被充分挖掘并轉變為受眾可觀可感的具有體驗價值的產品時，文化才能真正提供經濟模式創新的機會，才能具有產生新的經濟價值的可能。例如，電子競技產業作為世界范圍內一種新興的數字文化內容產業，其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源于游戲產品的對抗性文化對受眾心理的滿足。在體驗價值的基礎上，經營者通過打造賽事品牌IP以及上下游的產業鏈延伸，最終創造出巨大的文化經濟價值。失去了產業這一經濟發展的動力基礎，人文經濟的理念在根本上是無法真正落地見效的。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需要尤為關注文化對于經濟創新發展的引領作用，通過“創意先行、創新驅動、創業發展”的對策，實現文化產業的重振。中國的文化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余年的發展，已經擺脫單一的產業結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其特征是文化、科技、經濟、社會的高度融合和以人民為導向的人文價值基礎。區別于西方國家的產業經濟模式，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更加深厚的人文底蘊和文化內核，產業的綜合性強、覆蓋范圍廣、發展潛力大，為尋找城市經濟創新的動力源和引爆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9]進一步激活經濟創新的引擎，需要立足于具有城市特色的文化內涵，通過搭建更多人文經濟共生的場景、發掘更多數字科技賦能的錨點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使文化產業成為城市人文經濟持續發展的有力支撐。

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

高質量發展是以城市現代化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路徑。推動人文經濟積極融入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主流，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10]隨著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不斷推進，中國城市在人文經濟的本土實踐中涌現出諸多典型經驗做法，為解決人文與經濟融合過程中的現實問題給出了解決方案。對豐富的城市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并提煉出以人文經濟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是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角度揭示人文經濟的內在機理，將人文經濟的時代內涵轉化為城市發展動能的關鍵之舉。

第一，聚焦城市人文特色打造文化IP，實現城市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城市轉型發展的時代浪潮下，個體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快速增長，這既要求城市的內涵建設能夠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要，同時也要求城市能夠充分凝練人文價值，形成具象化的城市文化符號，進一步發揮文化對高質量發展的牽引作用。不難發現，在數字媒介與“人人傳播”的推動下，根植于區域人文特色的城市IP，已成為激發城市活力、推動城市發展的巨大動能。城市IP是根植于城市自身文化特色，傳遞城市個性特征的代表性具象符號，也是實現人文經濟牽引作用的重要載體。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與城市生活的進一步融合，一批貼近普通百姓、彰顯文化特色的城市IP在數字空間和現實空間廣泛傳播，極大地豐富了城市文化業態，提升了區域人文經濟的活力。實踐充分證明，特色鮮明、亮點獨特的城市IP對于增強消費活力，提振市場信心，驅動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塑造優質城市IP的核心是以“接地氣”的城市大眾文化為引領，以市場化的力量為推動，通過數字傳播使場景化的大眾性城市話題持續升溫，最終實現廣泛的“破圈”，產生線上線下共振的轉化效應。尤其是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打造城市IP已成為激活城市人文經濟的重要著力點。面向全球城市數字傳播的新格局，需要廣泛挖掘具有“破圈”實力的城市IP，并以IP為核心推動人文經濟數字傳播，吸引流量關注，依托產業鏈延伸帶動周邊產業協同發展，助力實現城市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城市IP的形塑過程中，應把握好以下要點：一是文化先行，有生命力的城市IP需要擁有強大的文化內核，彰顯城市特色，避免“千城一面”的“網紅化”生產，可以通過對城市自身的歷史風俗、風土人情、民間文化、消費習慣等進行深入挖掘，提煉出最具識別度的城市人文特征，在此基礎上通過適當的演繹，創造出特征鮮明的城市IP；二是貼近生活，即從人民群眾的日常美好生活中發掘亮點，關注廣大普通老百姓可接觸、可感知、可體驗的城市生活，充分彰顯城市人文價值；三是記憶塑造，城市IP的成功傳播往往有賴于鮮明的記憶標簽，如濟南超然樓的“亮燈瞬間”等。這些記憶點往往是微觀敘事，卻能夠“以小見大”，或具有較強的視覺沖擊力和沉浸感，或能夠以具體的故事打動人、吸引人，充分彰顯一座城市的人文氣質。城市IP為城市人文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引擎”，需要通過視覺化、形象化、故事化的打造，生動形象地展現城市最具特色的符號，在個體視角的個性化敘事中拉近IP形象與受眾的距離，在發揮城市IP吸引力的同時實現人文符號向經濟價值的轉換。

第二，推動“人人傳播”，生動詮釋數字時代的城市人文經濟內涵。在平臺化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人人傳播”已成為城市數字傳播的主旋律，城市人文氛圍的打造依賴于多主體傳播、全民共同參與的數字化過程。媒介技術變革帶來的視覺轉向使人們越來越關注小而美的城市人文故事，而非大而全的宏大敘事。在“人人傳播”的趨勢下，每個普通人都可能成為人文經濟的締造者與參與者。人文經濟的引爆點，也往往來源于微觀個體的場景化傳播與個性化表達。對于城市管理者而言，應積極探索將城市的人文內涵與產業特色轉化為新流量、新動能，通過“人人傳播”的推動力形成文化經濟熱點，激活城市新經濟發展引擎。在城市文化建設與市民主體的多元互動中，不僅要關注既有的產業基礎，同時也要積極培育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沉浸式文旅、脫口秀、劇本殺、City Walk等文化新形態、新業態，通過數字平臺拓寬傳播渠道，推動人文經濟現象在社交媒體“出圈”，走向“霸屏”，形成城市文化“爆點”。要通過搭建更多人文經濟融合共生的“小場景”，激活人民群眾感受城市文化滋養的“大需求”。如推動“博物館夜游”、沉浸式戲劇等新潮文化產品、文化體驗與城市空間有機結合，推動城市文化IP與更多的市民活動相互融合，在城市歷史傳統與新潮時尚的碰撞中激發人文經濟的創新動力。在人人參與的城市人文經濟活動中，需要充分激發市民的主體力量，進一步挖掘反映品質生活、城市文化的小微故事，通過日常生活場景詮釋城市人文精神，塑造鮮活可感的城市人文形象和集體性的城市文化認同，打造人文思想豐富、經濟活力迸發的城市舞臺。同時，要依托社交媒體和數字媒介技術搭建更多傳播城市形象的平臺，探索民眾通過數字渠道參與城市傳播的新路徑，充分發揮政府官員、網絡紅人、城市“大V”等自帶流量的傳播主體作用，激發全社會“人人傳播”的活力，推動民眾的自我生產、自主表達、自發傳播，讓城市與人的數字溝通成為現實，使城市人文經濟走向更加廣闊的傳播空間。

第三，完善機制設計，營造孕育滋養人文經濟的良好城市環境。人文經濟要實現從孕育孵化到發展壯大的能級躍遷，不僅要在產業發展的“內功”上發力，更需要外部配套環境的保障與持續支持，完善的頂層設計和系統的規劃布局。首先，在城市人文經濟的內容設計方面，應當深耕城市文化的內核進行系統謀劃，找準人文特色與產業發展的結合點，并推動代表性特色人文經濟項目成為“一把手”工程，通過頂層工作牽引，構建全鏈條、全過程、全覆蓋的轉化落實機制。其次，強化政企協同，實現跨部門聯動。從管理體制機制來看，城市人文建設和經濟管理常常分屬于不同的行政板塊，相關政策的規劃實施和具體行政職能的實現也歸屬于不同部門。因此，必須破除制約人文經濟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壁壘，圍繞人文經濟的中心目標加強不同部門之間的聯系、協調、溝通，建立跨部門的聯席會議制度，避免“九龍治水”、各自為政。通過創新人文經濟運行的聯動機制，積極聯動產業主體、金融機構、電商平臺、新媒體平臺等各方共同交流實踐發展經驗、協商解決障礙問題，形成能夠真正推動人文經濟效益提升的“組合拳”方案。最后，城市人文經濟的繁榮涉及線上線下兩個空間，既需要有吸引力的城市IP，也需要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和政策體系保障，更需要友好、包容、寬松的市場環境的有力支撐。對此，應培育壯大市場主體，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為城市人文要素的商業化轉化創造良好環境。例如，針對文化市場近年來涌現出的街頭表演、迷你劇場、迷你歌詠、露營等文化新業態和中小型初創企業，應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建立文化市場輕微違法行為免罰清單動態調整機制，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行政執法全過程，進一步激發城市人文經濟的活力。要結合城市特色豐富的消費業態，拓展城市生活的邊界，通過生活化的文化業態挖掘發展“夜間經濟”，點燃城市“煙火氣”，讓人文經濟在活躍的城市文化生活中自然涌現。只有通過產業鏈延展、公共服務配套完善、政策供給保障等系統性措施，促進城市文化內涵和市場環境建設的實質性提升，才能最大限度地延展城市人文經濟的價值，為推動數字時代的城市高質量發展，生動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魅力提供更為主動、強大的力量源泉。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文化大數據的共享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ZD07；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博士后錢燁夫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代玉啟：《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生成邏輯》，《人民論壇》，2023年第19期。

[2]杜尚澤、潘俊強：《總書記關注的這個題目，有中國的未來》，《人民日報》，2023年7月10日，第1版。

[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頁。

[4]譚江華：《人文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本土外貿企業發展的困局破解》，《蘭州學刊》，2015年第1期。

[5][6]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149頁。

[7]任平等：《人文經濟學：高質量發展的人文密碼（筆談）》，《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9期。

[8]徐劍、錢燁夫：《構筑數字時代的上海全球城市形象識別》，《上海文化》，2023年第6期。

[9]徐劍：《構筑中國文化強國形象的全球識別系統》，《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8期。

[10]王曉靜、劉士林、楊珺涵：《人文經濟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意義》，《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9期。

The Urban Humanistic Economy: Using Culture as a Fulcrum to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Xu Jian 

Abstract: The urban humanistic economy is new momentum emerging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lecting the basic coordinated, people-centered and practical nature of the growth approac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essence, the urban humanistic economy is to create new demands with culture as the fulcrum, realize a leap in the economic function through digital media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by rely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urban cultural industry, and ultimately empower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better urban lif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by the humanistic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urban IP in the practice of urba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rpersonal dissemination" of urban culture, help the humanistic economy "break through circles", and shape a new pattern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by enhancing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I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