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經濟不僅對中國經濟的騰飛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也在深刻地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在中國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數字經濟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提升數字經濟的競爭力，關鍵是要以創新和改革為重要抓手，加快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牢牢把握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強化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支撐性作用，以數字農業、智慧農業、農村電商、數字鄉村建設為紐帶，促進城鄉區域融合發展。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 實體經濟 創新發展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定位及其影響

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走高質量發展之路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四個方面對其作出了明確的定位：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上述定位體現出高質量發展三個顯著特征：首先，高質量發展處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并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物質基礎直接相關。其次，明確指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與鄧小平同志當年強調的“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涵一脈相承，任何忽視發展、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行為和安排，都應該被及時糾正和制止。第三，理清堅持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對外開放、貫徹新發展理念以及構建新發展格局之間的內在關系——要堅持高質量發展，就必須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新發展格局才是真正符合高質量發展內在要求的。

黨的二十大報告還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作出了清晰的描繪，包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等。

那么，中國堅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的依據是什么呢？

第一，在改革開放的整體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堅持高質量發展，就是順應大勢。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但一小部分人對改革的認知度有所下降，如何進一步凝聚改革的共識，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綜合實力十分弱小，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只有1.8%；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在歷史低點上開始反彈，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加速了經濟崛起的進程，一直到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110萬億人民幣，折合約18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了18.5%，穩居全球第二。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二是中國的“雙轉”在快速推進，但也積聚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所謂“雙轉”就是指社會轉型、體制轉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乃至信息社會。這無疑是一場深刻的變革，也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如果不進行這樣的轉型，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目標。但在“雙轉”交織的過程中，社會也積聚了一些矛盾和問題，如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擴大，維持社會秩序的難度加大、成本上升等。三是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話語權越來越多，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也越來越嚴重，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面對中國的崛起，近年來，一些國家鼓吹“脫鉤斷鏈”，構筑“小院高墻”，處心積慮地圍堵封鎖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從頒布《芯片與科學法案》、鼓動盟友對華切斷半導體芯片供應，到將大批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再到以“國家安全”為由試圖“絞殺”相關中國高技術公司等，彰顯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霸權邏輯維護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以零和思維阻撓正常國際貿易、投資和技術交流的企圖。

第二，粗放的發展方式走到盡頭，必須痛定思痛，改弦易轍。如前所述，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國家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種成本和代價可以用四個“難以為繼”來加以概括。一是低成本出口戰略難以為繼；二是低端產業主導的產業結構難以為繼；三是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難以為繼；四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使傳統維持社會穩定的方式難以為繼。這也是黨的十八大后中央確立新發展理念、走高質量發展之路的現實依據。中國在改革開放起步階段，之所以能夠快速吸引大量外來資本，關鍵在于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并且是世界資源價格的洼地。基于此，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把大量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的產能紛紛轉移到中國，成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但在“兩頭在外”“三來一補”等模式的長期影響下，不僅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而且被深度鎖定在了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產業發展“大而不強”的問題突出，在國際經貿中的主導性和話語權仍然不夠。只有下決心轉變發展方式，走高質量發展之路，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三，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當下的中國經濟還面臨諸多新的不確定因素。這些因素既包括國內，也包括國際社會。如世界經濟在疫情沖擊下復蘇乏力，保護主義上升，國內改革發展也面臨很多新的困難和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強調“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能否真正走向一條高質量發展之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能否順利實現以下三大轉型，即由過去注重經濟發展的規模數量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由引進消化吸收型轉向有序走出去、對外擴張型；由學習模仿型轉向自主創新型。

數字經濟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器、加速器、倍增器，是應對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可以設想，未來在中國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數字經濟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從數字經濟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數字經濟不僅對中國經濟的騰飛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也在深刻地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

從人類發明第一臺數字計算機到現在，數字化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46年到1990年互聯網商用前的44年，可以稱之為數字化的1.0時代。在這個階段，數字化最大的功績集中在三個領域：一是計算機衍生出通用技術和通用工具，開始在各行各業中普及；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借助信息技術將傳統的電視電話模擬信號變成了數字信號；三是芯片技術和運算技術在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間取得了重要突破。1990年互聯網出現到2012年智能手機普及前，可稱為互聯網的2.0時代。互聯網的出世改變了世界，極大地推動了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在中國直接表現為三網融合——互聯網、電信網、廣電網的融合。2012年4G智能手機出現，數字化進入3.0時代。這個階段是以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元宇宙等新技術的出現和驅動為標志的。特別是基于大模型技術和對話智能技術的ChatGPT的誕生，更是引起了巨大轟動，給未來數字化的前景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數字化3.0時代最大特征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一是數字化正在改變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過去發展動力主要包括生產資料、資本、技術等。但在數字化3.0時代，數據成為經濟增長的新能源，互聯互通成為經濟增長新價值，數據對經濟社會的價值與日俱增，誰掌握了數據，就等于掌握了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資產。 二是數字化的滲透力、穿透力幾乎無處不在。換句話說，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主體可以游離于數字化浪潮之外，數字化已經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三是數字化水平成為新的評價標桿。不管是一個國家、一個機構，還是一個地區、一個行業，都可以用多個維度對其數字化水平進行衡量，具體指標有如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形態、數字消費者、政府公共服務在線服務率、社會的數字化率等。

中國的數字經濟就是在這樣的數字化浪潮下萌生和發展的。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顯示，到2022年底，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達到50.2萬億，占經濟總量的41.5%。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水平處于世界第一梯隊，僅次于美國。數字產業化規模（包括電子制造業、通信業、軟件業，信息服務業以及互聯網業等）達到9.2萬億元，占數字經濟比重為18.3%，占GDP比重為7.6%；產業數字化規模（即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通過數字化轉型獲得的增加值）達到41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的比重為81.7%，占GDP比重為33.9%。按照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制定的發展目標，到“十四五”末，中國數字產業化的總規模占GDP比重要達到10%，其任務還是相當艱巨的。盡管如此，過去20多年無疑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黃金期，這一過程中尤以電子制造業和消費互聯網的發展為甚，集中表現為中國的消費電子產品（如電腦、手機、電視、冰箱等）出貨量長期處于世界前列；電子商務、網購、在線支付等發展勢頭迅猛；華為、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等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不斷涌現。

數字經濟的異軍突起為中國經濟進入發展的快車道開辟了道路，目前全國各地幾乎無一例外地把數字經濟作為未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抓住數字經濟發展契機，有力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已然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乃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對于未來中國如何發展數字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同樣作出了重要部署。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優化基礎設施布局、結構、功能和系統集成，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等。

以改革和創新為抓手提升數字經濟競爭力

創新和改革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提升數字經濟的競爭力，關鍵仍然在于創新和改革。

從創新來看，發展壯大數字經濟，必須抓住關鍵核心技術這個“牛鼻子”，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如今世界上大約有20個公認的創新型國家，這些創新型國家有三個重要的衡量標準：一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0%以上，二是技術對國外的依賴度低于30%，三是國家的科研費用占GDP不低于2%。目前中國只有第三個指標達到創新型國家目標要求，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開源生態與國際存在差距，核心電子元器件產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卡脖子”技術亟待突破。2023年３月出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剝離科技部的非主要職能，并在中央層面設立科技委員會，就是為了統籌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和科技體制改革，更好地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

從改革來看，加快新舊動能轉換，讓數字經濟發揮更大的作用，關鍵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進一步破解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廣度和深度進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全面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展現出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在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背景下，數字經濟推動生產要素、產權制度、企業組織、經濟增長動力等領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逐步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而數字經濟創新帶來的新形態、新模式、新方式與現有管理體制發生對撞，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出現，只有在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等重要關系方面敢于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法治環境，才能為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國在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只要堅持創新和改革雙輪驅動戰略，數字經濟就可以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在具體行動中要特別關注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加快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科技支撐。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衛星互聯網等都是數字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要加大投入的重點領域。以工業互聯網為例，它是互聯網與智能制造的交叉點，其本質就是通過開放的、全球化的通信網絡平臺，把設備、生產線、員工、工廠、倉庫、供應商、產品和客戶緊密地連接起來，共享工業生產全流程的各種要素資源，使其數字化、網絡化、自動化、智能化，從而實現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各地區應結合地區發展實際和產業、民生需求，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對于5G基站、數據中心和云計算中心等關鍵基礎設施，要做到適當的超前部署，為未來深度應用提供前期基礎；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前期建設的保障性作用，逐步激勵市場發揮投資主體功能，集中建設一批網絡類數字基礎設施，為吸引市場主體創造優質的條件。此外，各地區要統籌協調，牢記風險意識，應對與解決好相應的安全生產與技術風險問題，從制度、程序上探索新型監督評價機制，兼顧建設效率與建設安全。

第二，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在這方面既要重視數字產業化，如大力發展電子制造業、通信業、軟件產業、信息服務業等，力爭到“十四五”末實現數字產業占GDP經濟總量10%的目標。與此同時，也要加快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大力推進產業數字化，這一過程可重點圍繞三個方面做文章：一是針對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制定數字化轉型行動方案，制造業、零售業、能源與公共事業、交通運輸業、建筑與房地產業等，都可以從數字化轉型中受益，關鍵是促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在產業發展中的深度應用，推動商業模式和產品服務升級；二是加快補齊智能制造這個短板，改變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現狀，以“智改數轉”為重要抓手，打造一批5G工廠和數字化轉型企業標桿，推動工業大數據分類分級開發利用，營造良好生態；三是高度重視和解決產業數字化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包括自身數字轉型能力不夠“不會轉”，數字化改造成本偏高、而資金儲備不足“不能轉”，企業數字化人才儲備不足“不敢轉”，企業決策層數字化轉型戰略不清“不善轉”，企業多層組織模式不靈“不愿轉”等，建立市場化服務與公共服務雙輪驅動，技術、資本、人才、數據等多要素支撐的數字化轉型服務生態，培育推廣一批數字化解決方案。

第三，發揮數字經濟優勢，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數字經濟在助力分好“蛋糕”方面大有可為。依托數字技術推動生產要素順暢流動、高效配置，可以有效促進區域協同發展。近些年電商平臺飛速發展，為農產品銷售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一些特色農產品甚至可以通過電商網絡銷往世界各地。電商平臺還大幅度縮減了交易中間環節，促進商品增值，提升了農村產業發展效益，增強了發展動力。發展數字農業、智慧農業、農村電商，統籌推進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建設，大力發展和培育智慧小鎮、特色小鎮，使越來越多的鄉村變成產業特色明顯、人文氣息濃厚、生態環境優美、宜居旅游兼顧的數字小鎮，既可以繁榮鄉村數字經濟，也可以為推動城鄉融合創造更有利條件。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第三、第四屆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本文系2022年國家社科重點項目“完善互聯網領導和管理體制研究”（項目編號：22AZD066）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