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戰略問題是關乎個人、組織機構、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的進步方向、愿景目標、挑戰-應戰、全局謀劃、持續發展等的重大問題。戰略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出概念”“出思想”是戰略科學家的關鍵特征。提出戰略問題頭等重要，因此具有出色理論思維與卓越創造力的戰略科學家，是一流的戰略科學家，中國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就是一流的戰略科學家，應明確一流戰略科學家的評價標準，提出甄選方法與方案，快速建立互利機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管齊下，讓一流戰略科學家備受重視與重用。
關鍵詞:戰略科學家 戰略問題 急救式治理 世界科學中心 特征綜合評價法
【中圖分類號】G3 【文獻標識碼】A
當今，AI大爆發、尖端科技在爭議中快速發展，社會急劇變化，國際風云詭譎多變，前瞻思考、把握方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戰略思想家、戰略科學家作用突出，黨和政府對戰略科學家的培養與使用高度重視，學術界對戰略科學家的界定、職能、培養、影響等多有探討，但是仍有重要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分析。圍繞戰略問題、戰略科學家與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世界科學中心建設展開深入探討，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注：本文所述的一流人才、一流學者、一流戰略科學家，均指世界一流。）
戰略科學家應具有出色的理論思維與創造力
關于戰略科學家的界定已經多有討論，例如譚紅軍等梳理歸納出戰略科學家的基本特征包括：杰出科學家引領科技發展；有戰略眼光、善于科技發展規劃、有卓越領導才能；跨學科知識素養與創造力；善于培養、激勵人才；有社會責任感、使命感?？芍獞鹇钥茖W家是具有跨學科知識素養、創造力強、有戰略眼光、能引領學科持續發展、貢獻卓越、為社會公認的杰出科學家。[1]其他有關戰略科學家的界定基本都大同小異。
實際上，戰略科學家的內涵更為豐富，關于戰略科學家的界定需要明確四點：一是科學家包括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交叉科學家，不應局限于理工科的科學家。二是應該強調戰略問題，將戰略眼光、高瞻遠矚、遠見卓識、統籌全局等籠統的說法具體落實到戰略問題的提出與解決。三是以往研究多強調戰略科學家具有出色的領導力（決策能力、組織管理能力、協調關系能力等）的重要性，本文則更強調戰略科學家具有出色的理論思維與卓越創造力的重要性。四是提出與解決戰略問題，首要依靠的是研究能力和創造力，并非組織管理能力，因為解決戰略問題的四要素是：設計解決問題的總體方案、提煉并解決核心問題、分解問題為若干子問題、整合子問題解答以完成戰略問題求解，核心問題的破解，主要由戰略科學家親自完成。顯然完成這四部分工作主要依靠的是研究能力和創造力，而非組織管理能力。擁有卓越創造力（Big-C），是戰略科學家的核心能力，與組織管理能力無關。術業有專攻，戰略科學家的能力不僅來自個人的研修與積累，還來自學術共同體、研究主題共同體集體智慧的加持。在愿景驅動下、網絡協同平臺支持下的自組織科研，組織管理并非主要工作。[2]由此可見，戰略科學家是杰出的科學家（研究有戰略意義的科學問題）和杰出的社會科學家、戰略專家（研究有戰略意義的科技發展問題）。
如果說，“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愛因斯坦），那么提出戰略問題則是頭等重要，因為它是戰略眼光、前瞻思考與把握方向的兌現與精華。戰略科學家擅長提出戰略問題并利用理論思維更好地解決戰略問題。提出戰略問題頭等重要，因此具有出色理論思維與卓越創造力的戰略科學家，是一流的戰略科學家，中國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就是一流的戰略科學家，也可以稱之為戰略思想家。把籠統的出思想明確凝練為出概念，概念引領、理論驅動，是一流戰略科學家的優勢所在。
戰略科學家具有卓越的創造力與理論思維，“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恩格斯的重要論斷不僅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戰略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也同樣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理論思維對前瞻思考、把握方向、提出與解決戰略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首先，理論思維可以提高前瞻思考、把握方向的預判水平與可靠性。未來尚未發生，預見未來高度依賴想象力、構想能力、推理能力與模型構建能力，在提出、界定問題方面，在對各種信息和數據進行系統分析與綜合比較方面，在研判和預測方面，理論思維大有可為。理論思維不受現實所限，不受傳統思維和框架的束縛，探索更具創新性乃至原創性的問題。理論思維還有助于前瞻思考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幫助學者更好地把握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和作用，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解決系統性問題。當然，領導力對戰略科學家也十分重要，在國內，主持過大型科研項目的科學家比較多，只有真正取得成功者才能成為具有領導力的戰略科學家，例如中國機器人之父蔣新松；錢學森則既有出色的理論思維、創造力又具有出色的領導力，是超一流的戰略科學家。
方向性宏觀戰略問題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世界科學中心建設的先決條件
戰略問題應根據戰略意義與緊急程度進行分類
戰略問題是關乎個人、組織機構、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的進步方向、愿景目標、挑戰-應戰、全局謀劃、持續發展等的重大問題。戰略問題包括兩類：一是有戰略意義的科學問題、技術問題，例如人類基因組問題、新能源技術問題等；二是有戰略意義的科技發展問題，例如科技風險與倫理治理問題、人工智能發展模式問題、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問題、新科技革命問題等。兩類戰略問題主要分別由科學家、戰略專家完成（也有合作完成或其他情況）。有戰略意義的科學問題、技術問題由杰出的科學家、發明家解決，科技體系已經有充分的激勵機制，備受重視。本文重點探討有戰略意義的科技發展問題的提出與解決，該領域研究比較薄弱，激勵更是嚴重不足，與該領域的至關重要性極不相稱。
借鑒管理學關于重要-緊急矩陣，提出基于戰略意義-緊急程度的戰略問題象限模型（如圖1所示）。對于戰略意義大、緊急程度強的A+類戰略問題，例如包括AI倫理與風險治理在內的科技重大風險治理、AI發展方向和科技發展方向等問題，需要陣容強大的戰略科學家全力以赴，共同完成。對于戰略意義大、緊急程度弱的A類戰略問題，例如老齡社會問題、組織文化塑造問題等，需要理論思維出色的戰略科學家多思考、多研究。戰略意義較小、緊急程度強的A類戰略問題，如遭遇新競爭對手進入，雖然一般情況下其戰略意義相對較小，但是需要緊急應對。對于戰略意義較小、緊急程度較弱的B類戰略問題，值得持續關注，因為隨著科技與社會的發展變化，原來戰略意義小、緊急程度弱的戰略問題，可能突然變得重大而緊急。例如，顛覆性創新的出現，如果量子計算機實現真正的突破，則需要正視其對科技、產業和社會的巨大影響，包括其倫理與風險治理問題，將成為A+類戰略問題。
事關戰略方向的宏觀戰略問題對于實現科技自立自強至關重要
在諸多戰略問題中，戰略方向問題最為重要，方向感、方向意識和方向思維是戰略思維和未來思維的基礎，是戰略洞察力和未來洞察力的集中體現。如果說在戰術層面是“細節決定成敗”，那么在戰略層面就是“方向決定成敗”。我國科技事業從引進吸收、跟蹤跟進階段轉型、躍升為加強原始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階段，探究戰略方向成為首要的宏觀戰略問題。因為在引進吸收、跟蹤跟進階段，無需考慮戰略方向問題，跟隨科技發達國家的腳步前行即可。
我國從“向科學進軍”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再到“科技自立自強”，其戰略邏輯是支撐現代化強國建設。[3]科技自立自強的必要性源于內外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是國內面臨的挑戰，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越來越先進的科技支撐，而關鍵技術與產品花錢買不來、市場換不來，以往可以買到的關鍵技術與產品隨時也可能斷供、被“卡脖子”，這些都必須依靠自主創新、自立自強，才能確保國家經濟、科技、國防等各個領域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目前AI、合成生物學等尖端科技在爭議中爆發式發展，科技風險愈演愈烈，西方（世界）主流科技發展模式面臨嚴峻挑戰，我國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先創新、后倫理”的老路，如何另辟蹊徑，創建行穩致遠、可持續安全的新型科技發展模式，也是我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科技自立自強的討論中，重點都聚焦于“自立自強”的重要性，卻忽視了對“科技”的反思，即我們究竟需要何種“科技”的自立自強，似乎當前都默認“科技”就是目前世界（西方）的主流科技。實際上，擺在中國科技界面前首要的宏觀戰略問題就是科技發展何去何從：目前世界主流（西方主流）科技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其過去強大、現在強大，未來是否繼續強大？其根本性制約因素是什么？其能否被化解？如果答案肯定，則繼續跟隨、力爭趕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要另辟蹊徑、換道超車。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科技發展模式，勢頭強勁，在科學發現與成果轉化及應用方面獨占鰲頭，但是科技風險問題是其根本性制約因素，其治理水平低下，從思想觀念到機制措施，都是如此。隨著科技風險愈演愈烈，這一制約因素愈發凸顯。如果西方主流科技發展模式無法克服這些重大缺陷，則難以為繼。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在科技與經濟領域高歌猛進，但是發展至今卻災難頻發、危機四伏。為化解危機、應對挑戰，大多數觀點認為在主流發展模式內進行調整即可：如環境挑戰，以碳交易等措施即可應對；科技風險挑戰，有尼克·波斯特羅姆（Nick Bostrom）研究的“生存性風險”（Existential Risks，自然界與科技等的威脅人類生存的風險）[4][5]和歐盟提出的負責任研究與創新（RRI）等，但都是默認在現行的主流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內可防控科技風險、可應對挑戰。[6]
實際上，科技風險極為嚴峻。筆者提出雙重挑戰說和多重挑戰說，指出目前科技重大風險日趨嚴峻，而人類防控風險的機制與措施存在諸多嚴重漏洞，包括科技倫理科技法律失靈、“揚長不能避短”“動車困境”、致毀知識不可逆增長等，加之無序科技競爭、科技冷戰與軍備競賽，揭示了西方主流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根本缺陷。西方主流科學知識體系與科研體系的根本缺陷至少有三點：第一，在觀念上信奉“科學無禁區”和科學技術價值中立說，飽受爭議的基因編輯技術榮獲2020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就是明證，說明目前世界主流科技界仍然信奉直觀、陳舊的技術價值中立說。第二，在糾錯機制上二缺一：只有糾正理論與實驗不一致的錯、理論與理論不協調的錯，沒有糾正科學發展不合理的錯，沒有糾正科學知識體系演進不合理的錯；糾錯機制只涉及理論層面，沒有涉及知識體系層面；只有微觀糾錯機制，沒有宏觀糾錯機制。第三，科技體制機制缺陷：管理上獎懲極不對稱，科學發現可榮獲大獎、可得到相關的巨額經濟收益，而科學家無需對其科學發現的社會后果負責；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科學與資本捆綁，拜技主義盛行，眼前利益優先。[7][8]當前人工智能大爆發，讓許多人失業、讓世界陷入瘋狂的AI軍備競賽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成為追捧對象與發展目標，就是明證。AGI威力巨大，正負效應不能抵消，用它做一萬件好事可能抵消不了做一件壞事的效果。凡此種種，科技風險愈演愈烈，引發科技危機與人類安全危機，引發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新分配革命與社會巨大變革，只有改弦易轍，改變科技發展模式，創建新型科技發展模式，人類社會才能走上可持續安全與發展的正確道路。[9][10]
如上所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科技發展模式因存在與生俱來的根本缺陷，不能遏制內生的自毀因素的增長與擴散，科技風險愈演愈烈而難以為繼，如不改弦易轍，必將以崩潰告終。由此可見，我國在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世界科學中心與自主知識體系之際，深入研究事關戰略方向的宏觀戰略問題至關重要。
戰略科學家的使命：基于可持續發展語境的大局觀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創建新型科技發展模式
戰略科學家的使命之一是構建正確的科技大局觀。也就是說，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不僅強調“自立自強”，而且認清需要的是何種“科技”的自立自強。
大局觀是指從全局、從長遠觀察、思考、分析和解決問題，大局觀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世界科學中心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卻被忽視了。目前有兩種大局觀：現代化語境的大局觀與可持續發展語境的大局觀。前者是指以現代化進程的語境和視角審視當代中國的境遇，西方已經實現現代化并向后現代發展，而中國仍然以現代化為目標，因此強調不應該用西方理論、西方知識體系來解釋中國現象、解決中國問題。通常認為，當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西強我弱”的態勢仍然明顯，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國際學術界，我們往往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因此，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維護中國利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與現代化語境的大局觀不同，可持續發展大局觀則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的語境和視角下，從世界當下面臨的嚴峻挑戰來思考人類未來的走向與中國的使命。如上所述，從科技風險治理與安全發展的角度，審視西方主流科技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可知其漏洞百出、危機四伏、難以為繼。有學者指出，近代知識體系的形成是服務于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同時帶來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全球變暖、貧富差距擴大、金融危機等問題，催生了不少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結構性的弊端，應該對西方近代知識體系進行反思和重構。[11]這些反思表明，西方知識體系與科技發展模式存在根本缺陷，不能遏制其內生的自毀因素的增長與擴散，科技風險日趨嚴峻。因此科技自立自強還包括構建惠及全世界的新知識體系與新型科技發展模式，此舉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
創建新型科技發展模式，有助于新世界科學中心的興起。新世界科學中心興起的基本邏輯是主流科技發展模式轉型，歷次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規律與特點顯示，新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與興起是挑戰-應戰的結果，是以往主流科技發展模式遭遇挑戰，而成功應對挑戰的新發展模式將形成新的世界科學中心。例如德國在19世紀30-60年代創建工業實驗室，率先解決了先前科技發展模式面臨的挑戰：科學家缺經費、企業缺科技的難題，實現了科學與工業的有機結合，德國化學工業崛起，隨之德國成為新的世界科學中心?；谶@一基本邏輯，如果我國率先成功應對日益嚴峻的科技風險挑戰，創建可持續安全的新型科技發展模式，則將形成新的世界科學中心，引領科技的未來發展。
綜上所述，不同的大局觀決定了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建設世界科學中心的站位、內容、格局和使命的差異：在現代化語境的大局觀之下，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維護中國利益、關鍵技術不受制于人、自主創新、自立自強；而在可持續發展語境的大局觀之下，則是應對世界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只有改變西方主流科技與經濟發展模式，才能引領世界走上可持續安全與發展的正確道路。兼容兩種大局觀，明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中的“科技”并非目前世界（西方）主流的“科技”，而是既解決中國問題、維護中國利益，又解決世界問題、維護人類利益的可持續安全與發展的新型科技。新型科技包括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科技自立自強、世界科學中心建設包括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以此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12]顯然，這是典型的戰略問題，而且屬于戰略意義大、緊急程度強的A+類戰略問題，需要一流的戰略科學家予以探索與解決，需要有關專家學者及有識之士的密切合作。
戰略科學家應預研急救式治理以應對AI大爆發帶來的巨大挑戰
2023年，AI大爆發令人猝不及防，考察人類應對AI大爆發這一驟臨的巨大挑戰，可以測試、洞悉人類安全防線的現狀與科教界及社會各界的認知水平和應對挑戰的能力。這里通過兩個案例予以說明：一是呼吁立即暫停訓練更強大的AI系統遭到反對。2023年3月，未來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發布一封公開信，呼吁OpenAI在內的所有AI實驗室立即暫停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AI系統至少6個月，以開發、配套共享安全協議。埃隆·馬斯克、圖靈獎得主約書亞·本吉奧等1000余名重量級人士簽署了這封信函。但是，公開信一經公布，立刻招致眾多名人的反對，表示不能暫停。反對者包括圖靈獎得主楊立昆（Yann LeCun）、美國人工智能協會前主席Thomas Dietterich、比爾·蓋茨等，最終呼吁暫停的倡議無法實施。二是歐洲《人工智能法案》漏洞百出。2023年6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AI法案》，這是全球首個AI法案。遺憾的是該法案注明它并不適用于軍事、國防、科學研究，通用AI（AGI）也沒有列入高風險類別。歐盟原本考慮將所有AGI系統納入“高風險”類別，卻遭到OpenAI、谷歌和微軟等科技巨頭的反對，認為將AGI系統廣泛納入高風險類別會導致過度監管，阻礙AI創新。為科技而科技、為創新而創新的拜技主義者取得了勝利。
兩個案例以及其他有關情況表明，人類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顛覆性創新根本不能有效應對，認知失靈、行動乏力，甚至還不如20世紀70年代暫時叫停了DNA重組技術。認知失靈表現為用歷史經驗外推，認為AI引發第四次工業革命，然后就套用以往工業革命促進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經驗，展望AI的未來發展與社會影響。這顯然不妥，因為AI不僅是新工具，更是新物種，與以往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沒有可比性。當前，在美國乃至許多國家的各行各業，在拜技主義、“有效加速”與資本的加持下，都在“All in AI”（全部押注AI）。AI大爆發，AI for Science等多種應用鋪天蓋地，AI巨頭競爭激烈，AI迭代速度極快，科技風險愈演愈烈，致毀知識快速增長、擴散。AI的特點是：好處立見成效，壞處是“甜食喂狗”和“溫水煮青蛙”，形成數字反噬、AI反噬，即：人類開始從數字化、AI化中受益，而不受生理限制的AI機器人受益更大，最終反客為主、危害人類。依靠擺事實講道理無法叫停研發AGI，甚至不可能達成共識。
AI過度發展有三大危害，一是人類大規模失業，剝奪人類的工作，剝奪人類實現人生價值的權力，AI特別是AGI不是工具，而是類人智能體，與人類競爭工作崗位價低效高，AGI利用AI遠勝過人類利用AI；二是大規模造假，剝奪人類的認知，深度偽造無處不在，真真假假，亦真亦幻，后真相、無真相；三是大規模殺傷，剝奪人類的生命，AI特別是AGI軍備競賽，烈度、失控程度都遠勝過核軍備競賽，人類安全岌岌可危。目前，AI的3個禁區門檻——圖靈測試、自主意識、自我進化，已經跨過近兩個門檻，形勢極為嚴峻、兇險、緊迫。
綜上所述，面對AI大爆發這一驟臨的巨大挑戰，西方社會的應對能力與表現令人大為失望：思想混亂、目光短淺、應對無方、認知乏力、剎車失靈、研究薄弱，有組織的不負責任（U.Beck語），無組織的集體任性，人類社會脆弱不堪，深陷“全押歸零的人工智能賭局”。[13]AI大爆發加劇科技風險，凸顯人類社會風險防控機制存在著諸多嚴重漏洞，加之無序科技競爭、科技冷戰與軍備競賽，人類深陷科技危機與人類安全危機，已經進入高風險社會、甚至進入了高危社會。擺事實講道理無法解決問題，普朗克科學定律（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并不是通過說服反對者，而是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也來不及發揮作用，因為事態發展迅速，還未等到反對者死去，已經災禍連連。普朗克科學定律變成了“普朗克困境”。
面對如上困境與挑戰，目前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繼續分析、預警AI風險，加強風險及倫理治理與安全監管；另一方面深入探究A+類戰略問題——如何進行緊急救援式風險治理（簡稱“急救式治理”“搶救式治理”“應急風險治理”）：在“人類自救的窗口期”如何高效行動，實現成功救援。由于科技在爭議中快速發展，無法依靠勸說來叫停發展AGI，只有等到重大事件（AI事故或災難等）發生，多數人方能覺醒、達成共識，在人類自救的窗口期，實施緊急剎車，轉軌突圍。
急救式治理主要包括七方面：第一，如何通過預警事件（事故或災難等）觸發盡快實現共識，叫停研發AGI。第二，及時洞悉事態的嚴峻性、緊迫性（如AGI已經有自主意識、能自我進化、自我迭代），包括兩點：一是探究已存在的AI等尖端科技達到的風險程度、威脅程度及趨勢；二是及時洞悉新威脅及趨勢，特別是有人、有組織甚至有國家，面對AI等尖端科技的超強功能（如AGI有自主意識、可自主進化、自我迭代）不是考慮如何防控它，而是試圖利用它趁火打劫、牟取暴利、攻擊對手、統治世界。第三，如何實現預期共贏。第四，如何實現有效的合作與行動，包括戰略科學家與有關專家學者、有識之士的密切配合等。第五，盡快得到相關條件的有力支持。第六，底線思維、做最壞打算，未來思維、站在未來看今天。第七，洞察事件觸發產生的有關效應與機會，例如目前美國上下“All in AI”（全押AI），力圖用新技術革命、新產業革命帶來的財富和競爭力挽回頹勢、化解美債危機。而一旦AI災難出現，AI發展驟停，則金融市場暴跌、經濟驟衰，將可能引發包括戰爭在內的多種危機，我們如何應對？急救式治理的目的是緊急完成各種風險治理，化險為夷。
與國際上的預期治理（Anticipatory Governance）不同，筆者提出的急救式治理，不僅強調預期治理中的能力建設，更多的是，如何在緊急的“人類自救的窗口期”完成風險治理，化險為夷。急救式治理的特點有三：一是提前研究、提前預演，進行研究儲備、人才儲備、組織儲備、設備與平臺儲備，不能等到發生重大事故或災難時再啟動，因為那時已經岌岌可危，留給人們治理風險、轉危為安的時間不多了，剎車需要提前量，因此必須事先進行研究和預演，預判各種可能。二是提前對“事件觸發促成共識”“多數共識條件下達成共贏預期、實施有效合作與行動”等的理論、方法、案例與對策進行研究，以便在事件觸發情況下，快速形成盡可能大范圍的共識，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形成預期共贏、實施有效合作，調動、匯聚各種力量，共同完成風險治理、轉危為安。三是利用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技術、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和預演未來學、政策仿真、計算社會科學等新型研究方法，有效進行預演與對策研究及效果評估。
一流戰略科學家的甄選：以原創成果為評價尺度
一流戰略科學家是戰略研究領域的一流學者，即在戰略研究領域中的某一研究主題下，做到國際上與眾不同、國內最好之一，其標準包括三點：一是在戰略研究領域做出原始創新成果；二是評價他/她不用面面俱到，只要評價其一項原始創新成果就足以認定；三是原始創新是開辟新領域、引領新方向的重大創新，是從0到1，且“1”須為新領域、新方向，往往是提出原創學術概念，以其為研究對象構建原創理論體系。
據此，筆者提出特征綜合評價法，利用原創成果的諸多特征，實現原始創新的及時認定與完成人（一流學者）的及時甄選。即利用原創成果的結構特征、長期堅持的過程特征、職業學者的行為特征、原創成果的綜合特征，形成原創成果四要點，相當于經歷了長期的同行評議。以實現原始創新成果的及時認定與一流學者的及時甄選。[14]原創成果四項特征與四要點如下：
一是原創成果的結構特征。原始創新是因突破而開辟新領域、引領新方向的重大創新，具有突破點四要素。二是長期堅持的過程特征。原創成果是長期堅持的結果，不斷發表，不斷有學界反饋，相當于經歷了長期同行評議。三是職業學者的行為特征。這加強了“原創成果”的可信性，職業學者長期堅持研究一個問題，往往是確信研究思路、技術路線走通了，結論成立；長期檢索和國內外交流互動，確信成果是獨創獨有并不斷得到好評。四是原創成果的綜合特征。原創成果是一流學者的標志性成果，是十年磨一劍的學術招牌，即原創成果四要點：標志貢獻一句話及突破點四要素（劍尖）；發表同題系列論文論著或專利清單（劍身）；獲獎、轉載、引用、受邀報告等學界反饋與好評（劍柄）；國際國內同類工作的盤點比較及優勢（劍鞘）。
國家強調重視原始創新，但是一些高校重金攬才，卻與加強原始創新沒有關系：動輒用上億元、幾千萬元延攬“高帽”人才，因為有利于高校爭取資源、爭取大項目，擅長發表國際頂刊論文，可以鞏固、提升高校及專業的國際排名。高校與“高帽”人才互利互助，各得其所，卻與加強原始創新無關。目前重視原始創新，實際上只是重視獲大獎的原始創新，這只占問世的原始創新的一小部分，而其他原始創新及完成人則很少受到重視。因此，讓一流戰略科學家及時勝出，可快速提升我國的智庫實力與水平。
多管齊下讓一流戰略科學家及時勝出
本文主要研究與結論有五點：
強調戰略科學家應具有出色的理論思維與卓越的創造力。將戰略眼光、高瞻遠矚、遠見卓識、統籌全局等籠統的說法具體落實到戰略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并把籠統的“出思想”明確為“出概念”，從而強調理論與創造力的關鍵作用。
探討科技發展方向的宏觀戰略問題，是世界科學中心建設的關鍵?；趹鹇砸饬x-緊急程度的戰略問題象限模型可以將戰略問題分為：A+、A、B三類。我國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科技發展方向的宏觀戰略問題即A+類問題。新世界科學中心興起的基本邏輯是主流科技發展模式轉型，歷次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規律顯示，新科學中心的形成與興起是挑戰-應戰的結果，是以往主流科技發展模式遭遇挑戰，而成功應對挑戰的新發展模式將形成新的世界科學中心。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科技發展模式與科技知識體系存在根本缺陷，因其不能遏制日益嚴峻的科技風險而難以為繼。我國科技發展應另辟蹊徑，有效應對科技風險挑戰，創建行穩致遠、可持續安全的新型科技發展模式，形成新的世界科學中心，引領科技的未來發展。
以急救式治理方法應對AI重大風險危機。主流科技發展模式轉型還涉及緊迫戰略問題。對AI大爆發的緊急應對是戰略科學家的職責所在，應雙管齊下予以防控：一方面盡力盡快預警風險，加強監督；另一方面底線思維、做最壞打算，未來思維、站在未來看今天。急救式治理方法和預案是在重大事件（事故或災難）觸發人們覺醒之后，利用人類自救的窗口期，快速達成共識，緊急救護，完成AI等科技重大風險的防控，實現轉軌突圍。
明確一流戰略科學家的評價標準，提出甄選方法與方案。盤點戰略研究領域的原始創新成果，讓一流戰略科學家及時勝出，可快速提升我國的智庫實力與水平，推動世界科學中心建設。
啟動方案：構建互利機制是人才政策的關鍵一招。重視戰略科學家、重視原始創新，就需要有具體可行的措施，需要快速建立互利機制，需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管齊下，讓一流戰略科學家（戰略思想家）備受重視與禮聘。
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是甄選、用好戰略科學家的關鍵。建議教育部、科技部等發布文件，引導雙一流高校、省重點高校上報原始創新成果（即開辟新領域、引領新方向的重大創新），一是已經獲得權威大獎的原始創新，如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陳嘉庚科學獎以及國際權威大獎；二是已經得到不少學術界好評、符合原創成果四要點的原始創新成果。申報的原始創新應在學校官網上公開，接受檢驗與監督。強調原始創新成果是一流學科建設的首要指標，是甄選學術帶頭人的核心依據。
自下而上需要智庫用戶知曉兩點。一是一流學者標準與原始創新定義，懂得識別一流學者，他們才能提供一流的知識服務。二是一流學者（杰出學者）與二流學者（優秀學者）差距極大，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方向上、層次上、維度上的差距，一流學者可使用戶以弱勝強、轉危為安、洞察先機、另辟蹊徑、后來居上。
除上述措施外，還可盤點原始創新成果并繪制出新型的前沿知識圖譜，顯示出前沿突破與引領情況、原始創新與一流學者的分布情況。重視戰略科學家應雙管齊下構建互利機制，讓高校、國立科研機構、智庫用戶，真正重視、禮聘一流戰略科學家。通過對戰略科學家的重視和選拔培養，快速提升我國的科技實力與智庫實力，搶占科技制高點，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世界科學中心，引領科技未來發展。
【本文作者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譚紅軍、郭傳杰、霍國慶：《戰略科學家領導力研究》，《科學學研究》，2011年第10期，第441-1448頁。
[2]劉益東、高璐：《弘揚科學精神、工匠精神，構建愿景驅動的自組織科研》，《自然辯證法研究》，2023年第5期，第17-23頁。
[3]張學文、陳勁：《科技自立自強的理論、戰略與實踐邏輯》，《科學學研究》，2021年第5期，第769-770頁。
[4]Nick Bostrom.Existential Risks,Analyzing Human Extinction Scenarios and Related Hazards,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Vol.9,No.1,2002, pp.8-14.
[5]Nick Bostrom.Existential Risk Prevention as Global Priority.Global Policy, Vol 4, Issue 1 (2013):15-31.
[6][9]劉益東：《科技重大風險與人類安全危機:前所未有的雙重挑戰及其治理對策》，《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20年第4期，第321-336頁。
[7]劉益東：《致毀知識與科技倫理失靈:科技危機及其引發的智業革命》，《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15頁。
[8]劉益東：《前沿科技領域治理應警惕科技倫理法律陷阱》，《國家治理》，2020年第35期，第23-27頁。
[10][13]劉益東：《數字反噬、通能塔詛咒與全押歸零的人工智能賭局——智能革命重大風險及其治理問題的若干思考》，《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1-13頁。
[11]楊東、徐信予：《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論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7-10頁。
[12]劉益東、顧敏佳：《試論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與開放教育革命》，《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第18-25頁。
[14]劉益東：《一流人才如何甄選——重在標定原始創新》，《人民政協報》，2023年1月11日，第10版。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