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短期復蘇挑戰與長期持續增長目標，數字經濟能提供什么樣的解決思路？我們該如何理解和發展數字經濟？數字技術與經濟復蘇的關系并非那么直接，數字技術的直接作用更多表現在疫情期間，它促成了無接觸交易，引導經濟活動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如電商、外賣、遠程科研教學等活動，數字技術對疫情期間正常經濟活動的維持發揮了很大作用。后疫情下的經濟復蘇過程中，數字經濟的作用更直接，其有助于民眾延續疫情期間形成的數字化習慣：比如參加各種線上研討、外賣與網購等。

但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結構性機會”，本質上涉及一個長期增長的問題，而不是考慮周期性因素，比如：第一、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形態以及產業轉型升級能否跟上？數字經濟如何發揮作用？第二、人口老齡化使得將來勞動力供給減少，與之相應的醫療社會護理需求增加，類似人工智能機器人的數字技術應用，能否解決或者緩解勞動力供給的壓力？

中國正好處在一個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門檻的階段，我們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艾肯格林的研究顯示：通常一個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到一個階段，會出現停頓，大概停頓在15000—16000美元。中國已經很接近這個水平。當我們人均收入再提高2千到3千美元后，就面臨這個問題：經濟將持續發展還是有可能停頓在那個水平？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數字經濟提供了一個“結構性機會”，對于經濟的貢獻，其結構性意義要大于周期性意義。

國家為什么在數字經濟領域戰略規劃頻出？如何抓住數字經濟的戰略機遇？我們都能感受到數字經濟的突出表現和國家的特別重視。這可以從幾方面看：

從宏觀指標來看，我國數字經濟在全世界排名前列。比如：數字經濟的規模、市場的滲透率、獨角獸公司的數量，以及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創新等，中國比較穩定地排在全世界第二，這非常了不起。

從決策視角看，數字經濟對民眾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治理方式帶來全方位的改變，很多方面活躍了經濟。

從政府角度看，當前的問題更多是如何實現長期增長。官方說法是從第一個百年目標以后走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兩個百年目標間的主要差別是什么？差別就是：第一，現在收入水平和成本均提高了之后，創新變得很重要。過去是粗放式增長，現在要靠創新驅動；第二，過去是有人口紅利，現在變成人口老齡化，怎么化解其對經濟帶來的影響；第三，過去全球化的環境非常開放，現在國際環境不同了。

基于這些改變，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需要新的動力。如果過去是靠出口、靠投資、靠房地產，下一步中國經濟靠什么？這就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數字經濟提供了下一步經濟持續發展的一種可能性。比如數據作為新生產要素，政府這種提法是有開拓性的。數據要素如果利用好，整個生產過程效率就可以提高。同樣的資本、勞動、土地、技術投入，數據如果利用得好，可以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不增加勞動、資本、土地等投入的情況下，產出可以增加，這就是數據作為第五要素的最根本作用。

當前的問題是數據量比較大，數據利用程度比較低，但這確實給中國持續趕超提供了機會。過去我們靠市場化改革、靠學習、靠模仿創新，現在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本身有可能提供一個新的加速器，成為效率的助推器，使中國一開始就站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沿。

那么，企業發展如何抓住數字經濟的“結構性機會”？觀察銀行數字化過程，可以看到一個所謂的“馬太效應”——規模比較大的，投入了很多資源、人力、物力去做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發展效果相對好一些；一些規模比較小的銀行也試圖做數字化轉型，但客觀來說效果一般，真正對效率的改進不明顯，回報也很少。

數字化是大勢所趨，每個人都離不開，但是真正走向數字化，對每個企業家來說，還是要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做法，不是說自動化程度越高越好，自動化程度要看規模效益，得有規模才行，沒有規模硬去做難有好的回報。

所謂規模，簡單說包括：大的市場、多的客戶、多的數據。如果你沒有規模就上系統，恐怕是要賠錢的。但這不意味著小企業就沒有辦法做數字化。

企業家要從根本上厘清最核心的問題：企業當前面對的最大痛點是什么？要盡量去解決痛點問題。解決問題不是否認戰略眼光。解決痛點問題的好處在于，不管用復雜的還是簡單的數字技術，只要數字技術的應用能改變經營效率，就能產生回報。這樣的數字化經營，才是長期可持續的。否則都去做一個非常宏大的系統，最后沒有一定規模的客戶積累，其實沒有意義。數字化方向不可逆轉，大家都要做，但要找最適合企業自身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發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