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質生產力既是一個發展命題，也是一個改革命題，呼喚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是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任務，旨在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藩籬，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要完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健全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構建更加高效的科研體系，改革科技創新的人才發展機制，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新型生產關系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9.007

【作者簡介】胡瑩，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美國的收入分配與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發展史》《壟斷金融資本時代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性研究》等。

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新要素是新質生產力的實踐核心，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構成新質生產力的各類要素均有別于傳統生產力。在勞動者方面，當數據成為勞動對象、算法成為勞動工具時，新質生產力的勞動者必然需要具備一定的數字素養，掌握一定的數字技能，如能夠利用、操作、維護數字技術和現代高端先進設備等。在勞動工具方面，傳統機械為主的生產工具發生了顛覆性變化。現代勞動工具具有虛擬與真實交織共在的特性，既包括高速泛在、天地一體、云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基礎設施，也包括現代計算中心和數據處理中心、電子信息設備設施和各種通信工具等通用性設備，還包括適用于不同領域、行業和群體的商業軟件、硬件設施和應用。在勞動資料方面，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勞動資料已變革為數智化、高效化、綠色化的新型勞動資料。傳統勞動資料與智能化勞動資料的融合升級極大提升了勞動效率，企業可以借助大數據和互聯網緊密融合，形成共生的價值循環體系，不同行業之間可以實現業務交叉、數據聯通、運營協同，形成新的產業融合機制和社會協同平臺。在勞動對象方面，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勞動對象的范圍和領域發生重要變化，出現了數智化設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勞動對象。新質生產力還體現在各種要素的創新性配置上，新質生產力依托科技創新實現了對生產力系統中各要素的滲透和融合，無論是實體性要素還是滲透性要素都被賦予了數字屬性，不同要素之間不再是孤立靜止的關系，而是通過數字技術實現了有效的信息匹配和數字鏈接。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同時，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1]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指引，指明了實踐方向。

新質生產力是一個改革命題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明晰改革的邏輯尤為重要。因此，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揭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以及由此所決定的中國改革的基本邏輯，探索改革經驗和現實規律及貫穿改革全過程的主線。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是一個過程，具體表現為二者的矛盾運動，而其中內含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就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關于生產關系為什么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當社會生產力逐漸發展，城市手工業經過工場手工業的形式逐漸集中，特別是出現以蒸汽磨代替手工磨，即以機械化勞動代替手工勞動的時候，人們就難以實現對社會化的、集中的、巨大的生產力的分散經營和個別經營。少數新興的富有者占有了這些新的、巨大的生產力，勞動者和他們的生產資料則相分離，繼而成為雇傭勞動者，從而形成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一生產關系體系。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時代以勞動力為起點，在機器大工業時代以勞動資料為起點。隨著生產方式的革新，建立在對特定歷史時代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研究進程上表現出相應的內容轉向。這啟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也要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革新而發展。

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改革是指改變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生產關系和不符合經濟基礎發展狀況的上層建筑。鄧小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改變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生產關系和不符合經濟基礎發展狀況的上層建筑，社會經濟發展活力不斷激發，經濟實力大幅提升、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科技創新能力全面提升、民生福祉持續增進，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4]改革必須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的目的也必須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023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5]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結論。將改革進行到底，始終是推動新時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課題。

從這一意義上看，新質生產力既是一個發展命題，也是一個改革命題。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一規律也是中國改革的基本邏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呼喚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既包括變革現有生產關系中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部分，也包括以構建新型生產關系推動未來新質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但并不是有了新質生產力之后，無需主觀努力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只有通過主動改革才能促進新型生產關系的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重在落實，也難在落實。改革進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實的有利條件越來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更加堅實，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力氣力抓落實，加強領導，科學統籌，狠抓落實，把改革重點放到解決實際問題上來。”[6]在中國改革的唯物史觀邏輯指導之下，我們應著眼于新質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提出的新要求，積極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通過完善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要求，探索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各領域改革的具體路徑。

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任務之一。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實踐中依然存在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

從產業要素發展看，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和核心，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都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核心要素。我國產業要素之間協同性不足、要素資源錯配，科技創新對產業體系發展支撐能力較為薄弱，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存在“兩張皮”的脫節現象，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不充分等問題依然存在。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產業國際化發展，產業發展與國際產品、要素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我國亟需提升產業開放層次，增強產業開放的內外協同性。

從產業體系發展看，數字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實體產業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動力體系，高效的現代服務業、順暢的現代流通業和完備的現代基礎設施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保障體系。新產業是新質生產力的實踐載體，加快發展新產業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相一致，為建設高標準要素市場、推進要素資源商品協同，從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了戰略思路。目前來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仍然面臨不少挑戰。例如，產業結構升級滯緩制約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產業經濟向中高端產業轉型升級動力不足，“脫實向虛”的產業結構走勢未得到有效遏制，企業盈利能力下降，淘汰落后產能、化解過剩產能壓力大，數字經濟仍未完全釋放增長紅利，等等。新質生產力意味著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以賦能產業轉型升級構筑新競爭優勢、贏得發展主動權，從而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向高質量、高效率、可持續方向發展。產業生態的融合性重塑是新質生產力所帶來的生產方式進一步社會化的新表現。新質生產力推動的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集中表現為一種社會融合效應，這就要求進一步實現數智化生產資料與數據要素的共享和融合。

從數字經濟發展看，數字經濟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將使用信息通信技術作為提升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推動力，有效帶動了生產方式的變革。在經濟活動中，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存在數據要素共享難度大、有效性低、安全保障壓力大和市場監管難等問題。總體來看，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仍然面臨不少挑戰。

從數字技術發展看，數字技術對勞動過程的介入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異化程度。首先，平臺企業與平臺勞動者之間的“弱連接”關系容易誘發在勞資關系認定上的機會主義，從而導致勞動關系認定面臨困難、勞資沖突時有發生。其次，平臺的中介邏輯、網絡效應和壟斷趨勢影響著勞動關系，數字資本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影響社會權力的新力量。再次，數字技術使得勞動者內部發生分化成為可能，如低端勞動者“邊緣化”和高端勞動者“核心化”同時發生。最后，數字鴻溝體現了社會主體間的不平等性，其擴大也會造成新質生產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的不平衡發展。技術只有與人的勞動相結合、為勞動者所掌握和應用，才能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化解數字技術與勞動者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矛盾，是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前提條件。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是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任務之二。當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發展實踐中依然存在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

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生產條件的變革，實質上就是“變革生產方式本身”[7]。生產方式是一定生產力構成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技術組合方式，以及與這一特定生產力發展條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生產力構成要素的社會組合方式。從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發展到現在，生產力構成要素的組合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以物質生產為主體的生產力發展為以科技勞動為主體的生產力，而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生產方式的發展歷史就是人類勞動的發展歷史，所體現的是勞動的種類、結構、組織形式、生產方式及生產什么、用什么生產和怎樣實現生產的差別與變化。從人類勞動發展的歷史進程看，依次經歷了體力作用、自然條件作用和資產條件作用、智力作用為主的三個階段，這意味著生產方式的發展也依次經歷了勞動主體因素、勞動客體因素、勞動主體因素（勞動主體的智力水平與勞動客體的物質形態更緊密結合在一起）分別起主要作用的三個階段。其中，勞動主體的智力水平與勞動客體的物質形態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表明科技勞動與生產勞動一體化的勞動方式的形成，創新性勞動成為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形式。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演進和經濟社會的發展，科技經濟一體化社會逐步形成，科技不再是獨立于經濟系統之外的體系，而是逐漸融入生產、交換、消費、分配等各環節。經濟的科技化和科技的經濟化推動了現代科技型生產方式的快速發展，而后者的發展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深層次矛盾變得更加復雜和突出。

從科技發展水平看，科技的生產力功能發揮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科技發展的水平及其向社會生產轉化的可能性程度；二是社會生產的發展水平及其對科技的需求程度；三是科技與生產之間相互作用機制的完善程度。科技在現代經濟社會中通過不斷融入生產系統、經濟系統發揮出巨大作用，而科技融入經濟系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科技的生產力功能的實現程度。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核心支柱產業，但在部分技術要求高的細分行業仍存在一定技術缺陷，面臨“卡脖子”難題。

從工業軟件發展看，工業軟件是智能制造的大腦，相較于發達國家，中國工業軟件起步較晚、技術儲備存在不足。有數據顯示，中國工業軟件產值僅占全球產值的6%，與中國工業產值全球第一的地位嚴重不匹配，高端工業軟件領域主要由外資主導。[8]中國自研的計算機芯片與美國英特爾、英偉達等生產的芯片仍有較大差距。數字時代下，算力將成為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中國目前有13個超算中心，在算力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部分超算中心的算力資源仍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中國的5G技術雖然在關鍵指標、基礎性技術、網絡架構設計、國際標準制定等方面均實現了領先和主導，但也存在核心元器件、通信芯片制造等基礎硬件受制于人的情況。因此，我們要在鞏固傳統優勢領域的同時，加快補齊技術短板，不斷提高產業體系的完整性。

從基礎科研發展看，我國基礎科學研究存在投入不足，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率及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增長受到影響等問題。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率增長受影響主要表現在企業研發主體地位確立、激勵機制、科技研發成果等方面機制不順，知識鏈、技術鏈、產業鏈脫節。此外，近年來，美國對我國高科技企業采取極限施壓手段，阻斷中美技術交流，強推中美科技脫鉤，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局面，導致我國科技創新企業開展科技創新和科學研究活動面臨諸多不利因素。推動基礎科學研究不能單純依靠資金等硬件投入，還要加大創新環境等軟件投入力度。如以合理的行政手段干預科技資金投入管理和運行使用，提升創新資源之間的協同性；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技術瓶頸，形成“科技—產業—金融”的良性循環機制，徹底破除科技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

從人才市場發展看，創新性勞動最為核心之處在于創新，創新意味著變革與突破，誰能搶占創新的制高點，誰就能在發展中掌握主動權。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由數量增長向質量增長的轉型期，產業結構也逐步由價值鏈的中低端向高端躍進。盡管我國科技人才總量規模宏大，但人才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形成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高端創新型人才不足，因此亟需積極培育一批能力強、具有前瞻性、引領性的科技人才隊伍。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出全面部署，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為解決形成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打通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通道，最大限度地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創新作為第一動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我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聚焦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創新體系為目標，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充分集聚全球創新資源，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路徑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就是要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經濟體制支撐。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加快形成生產要素從低質低效領域向優質高效領域流動的機制，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的優質生產要素順暢流動和高效配置。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國家的物質技術基礎，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堅強物質支撐。”[9]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加大創新力度，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是當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政府要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和規劃，引導各類創新資源投入，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產業戰略支撐。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超大規模市場的創新優勢。在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基礎制度，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推進要素資源的高效配置，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合作平臺，以及推進數據開放與共享、設計技術交易平臺，加強以創新人才培養等方式促進要素的市場化流通。完善現代化市場監管制度，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同的監管機構要加強協同配合并形成合力，為市場的平穩運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建立健全數據要素產權制度體系，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從法律層面明確數據要素的產權歸屬，制定數據要素的價值評價體系，為數據要素的評估和交易提供科學根據。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加強數據開放共享，強化數據信息安全。不斷完善人才培養、使用、激勵和競爭機制，注重人才與數據要素、產業發展的融合，積極培育創新型人才，彌合勞動者的社會分化。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產業鏈的協同發展對于拓展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發展空間至關重要，要通過深化產業鏈合作加強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協同創新，制定差異化的國際市場影響策略，提高產品的國際適應性。新質生產力的提出，不僅為國內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力，還為全球發展與合作提供了新契機。中國應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主動營造開放的國際科技合作環境，借鑒并學習國際先進技術和經驗，結合自身科技優勢，積極構建全球創新中心，推動和引領世界范圍內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具體路徑

在國內層面，科技創新能夠改變原有的經濟結構、造就嶄新的經濟形態，已成為決定一個國家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國際層面，科學技術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競爭的關鍵。隨著數字技術的演進，數字經濟這一區別于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新經濟形態正蓬勃發展，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篇章正全面開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創新就抓住了牽動我國發展全局的牛鼻子。”[10]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首要因素和第一驅動力。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社會生產力新躍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根本要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科技融入經濟系統的方式，充分發揮科技的生產力功能，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科技體制支撐。

完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加強技術轉化應用。“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強基礎研究、注重原始創新，優化學科布局和研發布局，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11]共性基礎技術是指在很多領域內已經或未來可能被廣泛采用，其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一個產業或多個產業及企業產生深刻影響的一類技術。為此，應增加基礎性研究投入，構建基礎研究與市場應用的良性互動模式，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專利成果開發利用管理機制。技術轉化應用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對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所產生的具有實用價值的科技成果進行的后續試驗、開發、應用與推廣，直至形成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及發展新產業等活動。技術轉化應用既是實現從科學到技術、從技術到經濟的過程，也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環節。技術、產品和市場是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的三大影響因素，需要政府、高校、研發機構和企業多方共同發力，研發出更適合實體經濟發展的高科技成果，并將其進一步轉化為高附加值產品。除此之外，還可以加快建設一批專業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加速器，探索建立健全科技成果高效孵化機制，加速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政策制度落地落實。

健全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促進科技與經濟的充分結合。企業是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主要載體，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不緊密問題的關鍵在于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和協同創新的合力。要健全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和政府引導機制，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引導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將科技創新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培育新質生產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

構建更加高效的科研體系，筑牢國家創新體系基礎。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源頭創新的主力軍，必須增強其原始創新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高其“從0到1”的原創能力。深化科研院所分類改革和高等院校科研體制機制改革，構建符合創新規律、職能定位清晰的治理結構，完善科研組織方式和運行管理機制，加強分類管理和績效考核，增強知識創造和供給，筑牢國家創新體系基礎。

改革科技創新的人才發展機制，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改革和完善人才培養、評價和激勵機制，加大創新型人才培養力度，對從事不同創新活動的科技人員實行分類評價，制定和落實鼓勵創新創造的激勵政策，鼓勵科研人員持續研究和長期積累，充分調動和激發人員積極性和創造性。改進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增強科技創新人才后備力量，深化科技獎勵制度改革，提升獎勵的榮譽性和激勵性。

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本質要求。因此，要完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制度，加大對科研人員轉化科研成果的激勵力度，構建服務支撐體系，打通成果轉化通道，通過成果應用體現創新價值，通過成果轉化創造財富。加強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識產權管理，完善技術轉移工作體系，制定具體措施，推動建立專業化的機構和職業化的人才隊伍，強化知識產權申請、運營權責。逐步實現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與下屬公司剝離，強化科技成果以許可方式對外擴散，鼓勵以轉讓、作價入股等方式加強技術轉移。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推進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改革，聚焦重點問題，加強改革舉措的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打通淤點堵點，激發整體效應。”[12]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內容，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根本尺度，其發展決定了生產關系的變革。不同社會形態和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樣態和主導性生產要素并不相同，建立與一定時期的生產力樣態和主導性生產要素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既是唯物史觀的要求，也是現實發展的需要，更是改革的邏輯起點。因應生產力發展而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是社會發展的常態，即為改革。新質生產力既是一個發展命題，也是一個改革命題，要以改革促創新、暢循環、強保障，通過深化經濟體制與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藩籬，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進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與經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031）

注釋

[1]《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4年2月2日，第1版。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頁。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69頁。

[5]《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6]《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2018年9月2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20/content_5324033.htm。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1頁。

[8]黃奇帆、陳春花、吳聲等：《數字上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第19頁。

[9]《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5月6日，第1版。

[10]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頁。

[1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2020年11月3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1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26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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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喜平、馬麗娟，2024，《新質生產力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當代經濟研究》，第2期。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Hu Ying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ot only presents a developmental proposition, but also a reformative one, necessit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spond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form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mensurate with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purpose is to break down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get rid of the blocked points that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deepe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e need to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ster and develop a data factor market, and expand high-standard opening-up.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we need to improve the common basic technology supply system, improve the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ild a more efficient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reform the talent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type production relation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