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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層治理重要論述的方法論意蘊

摘 要: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基層治理的重要論述,深刻把握基層治理的價值定位和目標導向,運用好辯證思維,掌握基層治理的方法論,不斷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新時代基層治理以加強黨的領導、鞏固基層政權為遵循,以服務群眾、造福群眾為出發點和歸宿,以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大力發展協商民主為目標導向。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需要樹立辯證思維和全局觀念,處理好民主與集中、活力與秩序、管理與服務的關系;堅持黨建引領,創新體制機制,提高基層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

關鍵詞:基層治理 社會治理 共同治理 協商議事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基層處于國家治理的第一線,是黨的執政之基,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微場域”。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抓好基層治理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基層治理,針對加強和創新基層治理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深入闡述了基層治理的價值定位和目標導向,深刻闡釋了基層治理的辯證法與方法論,為新時代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理論指南。

基層治理的價值定位和目標導向

基層治理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場域,是落實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載體。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基層治理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明確闡述了基層治理的價值定位和目標導向。

加強黨對基層治理的領導,鞏固基層政權,夯實國家治理的微觀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鶎又卫砑仁屈h執政的基礎、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社會治理的具體場域,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夯實基層治理的組織體系,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政權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只有把基層黨組織建設強、把基層政權鞏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才能穩固。”加強基層治理的組織體系建設,創新基層黨建工作,把基層組織建設成為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戰斗堡壘,充分發揮黨組織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作用,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維護國家政權穩定。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深入發展,社會流動性增加,社會運行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多。面對新形勢,加強城鄉社區建設,發揮黨的政治引領作用,完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切實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有利于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

堅持人民至上的核心價值,把服務群眾、造福群眾作為基層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基層治理需要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保障人民權利,回應群眾需求,尊重群眾創造,集中群眾智慧,做好群眾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服務群眾、造福群眾作為基層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贏得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在基層治理中貫徹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需要保障人民群眾在基層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及時回應群眾關切,持續改進公共服務。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的需求呈現出多元化、差異化的特征。將人民至上的價值遵循落到實處,也要立足具體場域,鼓勵群眾參與基層治理,聚焦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民生問題,及時提供精準化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及時感知社區居民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決。”基層治理需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讓更多、更實在的發展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大力發展協商民主,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全過程人民民主包括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五大方面?;鶎用裰魇侨^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基層群眾自治的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對于基層治理來講,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需要搭建議事平臺,吸納利益相關者參與,堅持眾人的事由眾人商量,盡可能找到“最大公約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在基層治理中發展協商民主,既是廣泛動員、集思廣益、凝聚共識的過程,也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協商民主需要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性,提供有效的參與渠道,完善協商程序,將民主協商與多元共治結合起來,推動基層治理在各個領域體現群眾的意見和訴求。

基層治理的辯證思維

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基層治理場景日益復雜化、多樣化,這就要求決策者樹立辯證思維,從事物內在矛盾的運動變化中把握基本規律,實現在穩定中發展、在繼承中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辯證思維要求摒棄“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在矛盾運動和對立統一中把握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具體就基層治理來講,要處理好民主與集中、活力與秩序、管理與服務的關系。

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保障基層治理的公信力和效率。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它將發揚民主和集中決策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創新活力,又可以統一意志和行動,防止基層治理久議不決、決而不行。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強調重大決策既要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廣泛聽取民聲、匯聚民意,提升正當性和公信力,也要堅持集中統一領導,從而保障公共治理的統一性與效率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我們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機統一起來,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優勢變成我們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工作優勢。”在基層治理中,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既要堅持“有事多商量”,廣泛吸納民意、匯聚民智,也要發揮黨組織的統合作用,整合各方訴求,協調各方行動,提高決策和執行效率。

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提升基層治理的統籌性和韌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的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全面看待社會穩定形勢,準確把握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在基層治理中,活力代表著一種內生的自主能力,作為社會演進的動力,貫穿基層治理全過程。秩序意味著一種可控的穩定狀態,強調規則約束與韌性治理?;盍εc秩序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秩序可能會抑制個體活力,活力也可能隱藏失序風險。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要求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但它不能以社會失序作為代價?;鶎又卫硇枰?ldquo;非此即彼”的簡單思維,堅持活力與秩序的有機統一,在兩者之間保持動態平衡。為此,基層治理需要推進制度創新,構建包容性制度安排,發展必要的嵌入機制,從而兼顧活力與秩序的目標訴求,提升治理韌性。

處理好管理與服務的關系,增強基層治理的能力和效能。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提出:“社區工作是一門學問,要積極探索創新,通過多種形式延伸管理鏈條,提高服務水平,讓千家萬戶切身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國家行政管理承擔著按照黨和國家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對于基層政府而言,管理社會事務與服務人民群眾是最主要的兩項工作職責。管理與服務并不矛盾,管理強調效率導向,服務注重價值導向,基層治理既要提高效率,也要回應公眾訴求。一方面,管理社會事務要求決策者區分問題屬性,根據任務的重要性、復雜性與緊急程度,合理分配注意力,選擇合適的治理模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學者提出,“烏卡”(VUCA,即不穩定、不確定、復雜和模糊)時代的來臨,讓各類風險事件的發生頻率上升,基層工作者需要對潛在風險保持敏感,提升問題應對的敏捷性與有效性。另一方面,服務人民群眾要求基層干部貫徹群眾路線,拓寬公眾參與渠道,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提高為民服務本領。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行動路徑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將基層治理比喻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要求大抓基層治理,抓緊補齊“短板”,不能出現“斷頭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復雜形勢、復雜矛盾、繁重任務,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基層治理需要講究科學的方法論,分清主次,明確重點,沿著正確的行動路徑開展工作。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為基層治理提供堅強保障。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基層治理需要堅持黨的領導,將黨的領導貫穿基層治理的全過程、各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將黨的基層組織比喻為“戰斗堡壘”“主心骨”,強調無論各類經濟社會組織如何發育成長,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戰斗堡壘作用不能削弱。在基層治理中,黨的基層組織是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實施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加強基層黨建,既要擴大基層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也要增強黨組織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和群眾組織力。同時,也要提升基層干部隊伍的工作能力與素質,提升基層干部的政策理解力、任務執行力、社會動員力。

第二,創新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企業和社會組織的作用,釋放基層治理活力。改進基層治理既要堅持問題導向,錨定基層治理的痛點和難點,有針對性地改進治理,增加資源投入,也要引入新理念,提高基層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在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能安定有序。”基層治理需要扭轉傳統思維,引入市場機制和社會手段,發展政府購買服務,調動企業、駐社區單位、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優化基層治理結構。隨著社會組織成長起來,政府可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支持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針對基層單位面臨有限資源、全面責任的現狀,要堅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盡可能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在基層,使基層有職有權,更多運用市場化、社會化手段,充分發揮企業和社會組織的作用。

第三,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采取多元化的治理方式?;鶎又卫砩婕叭嗣袢罕娚a生活的各個領域,社會關系的復雜性要求采取多樣化的引導、規范和治理方式。我們黨對基層治理手段的認識不斷深化,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自治是基層民主協商的表現形式,也是維護居民權益的重要途徑。引導居民通過協商途徑制定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可提升自主治理能力。法治是基層治理的前提和保障,把基層治理的各項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干部群眾守法護法,依法表達訴求、解決糾紛、維護權益,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秩序狀態。“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德治也是基層治理的重要手段。強化道德教育,引導居民(農民)愛國愛黨、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可為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倫理道德支撐。

第四,注重協商議事,尋求“最大公約數”,盡可能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當前,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期,各種矛盾互相交織,基層治理面臨的壓力較大。2021年,中央深改委通過《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要求“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盡可能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要求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健全源頭防控、排查梳理、糾紛化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做好基層工作,既要引導群眾依法表達訴求,也要回應并解決合理訴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通過各種方式、在各個層級、各個方面同群眾進行協商。”“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基層事務屬于小規模公共事務,日常治理要將民主協商貫穿于全過程,各方在協商中表達自我想法,傾聽他人意見,在對話中相互調適,最終形成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基于共識組織集體行動。

第五,動員多元主體參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鶎由鐓^事務很多很繁雜,單靠政府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必須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作用,激發社會活力,群眾的事同群眾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參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調動城鄉群眾、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自主自治的積極性,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基層政府的人財物資源有限,難以有效提供各項社會服務,這需要堅持互惠共享原則,動員多元主體參與,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基層治理共同體。共建共治共享要求構建議事網絡,發展協商民主,引導駐區單位、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多方主體參與基層治理。不同于行政管理,基于協商一致的共同治理更具包容性和參與性,它將利益相關者吸納進來,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體系。這種基層治理共同體有助于減輕基層黨組織和行政部門的工作負荷,它們主要承擔倡議者、整合者、協調者的角色,通過激勵相容的機制設計,調動各方參與者的積極性,化解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行為。

第六,依托科技賦能,推進業務協同,提升基層治理能力。隨著移動互聯網發展,基層治理正在從線下運作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部門監管走向更加注重協同治理。信息技術進步為改進基層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以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為抓手,通過搭建平臺、數據集成與融合等方式,可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的業務協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在基層治理中,運用“互聯網+”手段,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公共管理與社會服務,構建在線服務平臺,推進業務流程再造,可提升公共服務效率。近年來,一些城市將大數據、人工智能運用于基層治理實踐,顯著提升了社會治理水平。例如,北京市推進“接訴即辦”改革、上海市實施“一網通辦”“一網統管”,浙江省實施“最多跑一次”改革,應用數字化手段促進了雙向互動,實現了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方便了人民群眾辦事,提高了基層治理效能。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健培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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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楊宏山:《整合治理:中國地方治理的一種理論模型》,《新視野》,2015年第3期。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

責任編輯:張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