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力量，隱匿地發揮著意識形態話語的導向、辯護、凝聚等功能，推動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和挑戰更趨錯綜復雜，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西方國家將人工智能與政治深度互嵌，催生了意識形態話語主體裂變式繁殖，重塑了意識形態話語生產傳播格局與話語生態，衍生出大國政治與意識形態博弈的文化新邊界，誘發了原發性風險、繼發性風險和并發性風險等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本文基于意識形態話語的認知解釋、價值信仰和目標策略三層結構，分別從技術邏輯、資本邏輯和人本邏輯分析人工智能誘發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的邏輯機理，提出風險化解策略，即以技術匡正技術、以價值引領技術、以規制規范技術等，提升人工智能新場域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
【關鍵詞】人工智能 隱性意識形態 話語風險 安全治理
作者簡介：王海威，東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教授。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程，從地理大發現時期起歷經兩次工業革命時期、信息革命時期，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時代，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都給國家安全帶來新挑戰。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力量，在賦能人類社會發展正能量的同時，也推動意識形態風險挑戰更趨錯綜復雜，成為大國意識形態博弈的“新戰場”。相較于蒸汽機技術、電力技術、原子能技術、信息技術等前幾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術，人工智能具備感知和模擬人類思維的特性，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風險更高。而且，人工智能具有強大的信息編碼能力，在運行中塑造了“作為意識形態的表達符號和編碼工具”的意識形態話語，隱匿地發揮著意識形態話語的導向、辯護、凝聚、動員、約束等功能，內蘊的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更趨隱性化。準確辨識人工智能誘發的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因子，剖析其形成的內在邏輯機理，防范化解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是人工智能時代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重要任務。
一、人工智能誘發的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樣態
“意識形態話語是理解包括政治上層建筑以及思想文化在內的意識形態的重要介質，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建構了意識形態。”就其橫向結構來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包括話語主體、話語表達、話語對象和話語場域等要素。以智能算法、算力和大數據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是一個大型的語義網絡，其語言模型是意識形態的量化生產者，潛移默化中可能誘發更為隱蔽、多元和復雜的風險，主要表現為原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繼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和并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
1.原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
原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是“一種基礎應用場景下，嵌于技術底層的內生性意識形態風險”，“源自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西方國家將人工智能技術與政治深度互嵌，使人工智能成為一部“意識形態生產機器”。
一是人工智能技術與政治深度互嵌，衍生科技勢能向政治勢能轉變風險。技術作為社會產物，自誕生起就負載價值。人工智能技術作為科技進步成果，被引入傳播場域，成為一種隱性的技術意識形態力量，給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帶來嚴峻挑戰。
一方面，意識形態話語風險內嵌于人工智能技術研發過程。人工智能技術標榜技術價值中立原則，技術中立包括功能、責任和價值三重中立，但在現實中，技術設計國的意識形態決定著人工智能遵循什么樣的價值判斷規則。在算法的設計和開發過程中，話語權歸屬、利益考量、價值觀認可等問題絕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問題，這使人工智能成為有價值觀偏向的“話語再生產”工具。算力、算法、數據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三要素，是衡量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重要參考，人工智能的原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正是發端于海量問題數據。比如，ChatGPT是一種基于網絡大數據的人工智能技術，以海量數據喂養的預訓模型為基石，其訓練數據絕大部分來自歐美。被西方世界操控的數據基因，決定了ChatGPT數據內嵌意識形態價值偏置，在算法技術邏輯操縱下，其輸出的內容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傾向，成為貫徹西方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截至2024年3月，ChatGPT在全球的活躍用戶數已經超過了10億。隨著其輿論屬性和社會動員能力不斷增強，ChatGPT正以隱性思維方式改變人們的思維結構和理解圖式，隨之而來的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產生于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異化”。科學技術的應用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指出，“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科學技術的風險源于具體應用場景下科學技術應用的“異化”。在基礎應用場景中，人工智能技術囿于自身的缺陷，呈現出意識形態傳播放大價值偏見等潛在風險。ChatGPT的介紹文本自稱，“我的知識仍然受到人們提供的信息的限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警示：“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復制和加深現有的偏見，從而加劇已有的各種形式歧視、偏見和成見。”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尚處于西方領先狀態之下，其輸出內容極有可能強化基于“西方中心論”基礎上的文化偏見和歧視，并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認知鴻溝”。在惡意應用場景下，出于政治操縱、資本邏輯等目的，人工智能技術呈現出虛假信息和行為誘導等潛在意識形態話語風險。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國家，科技與經濟的泛政治化和泛意識形態化加劇，以臉書為代表的美國企業正在推動政府加強對元宇宙的認知，幫助政府以“負責任”的態度構建元宇宙版圖，意圖通過“元宇宙＋虛擬貨幣”吸納管轄全球經濟金融等資源，實現元宇宙“政治戰略”。如不及時加以有效規制，人工智能技術將把其所承載的價值立場從虛擬空間延伸到現實世界，帶來現實版“文明的沖突”，衍化為思想殖民和文化霸權，成為新型意識形態機器和新帝國主義工具，推動虛擬空間日益成為大國意識形態博弈的新戰場。
二是算法重塑話語傳播格局，形成大國政治與意識形態博弈的文化新邊界。作為人工智能技術在傳播領域的創造性應用，智能算法推薦的普及改變了傳統信息傳播的運行機制和規則流程。其一，以計劃性宣傳催生基于算法的國際政治新操縱。計劃性宣傳是一種數字化、智能化、自動化的宣傳手段，其以大數據與智能算法為支撐，能夠基于大數據分析目標受眾、定制推送內容，并基于智能算法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虛構政治同意、制造政治共識、操縱公共輿論，通過控制信息的內容、流量與流向來影響公眾的認知、決策與行動，以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把算法技術“作為維護本國政治安全、輸出價值觀、實現國家意志的戰略手段” ，從“五眼聯盟”到“棱鏡”計劃，從“誠實之聲”到“網絡魔術師”，再從帕蘭提爾到劍橋分析，都顯示出以美國代表的西方國家操縱算法技術為其政治統治服務的真實面目。其二，以權力性宣傳催生意識形態話語敘事新格局。數據、算法、算力等數字基礎設施與政治資本、權力之間緊密相聯，成為一種隱性的社會技術權力。由于算法的技術制式和政治經濟邏輯已經嵌入了互聯網與數字社會的底層架構，渠道平臺化、把關算法化、議題彌散化帶來了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轉移、分化和重組。算法推薦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傳播重塑了信息場景和權力空間，算法系統驅動的個性化推送增加了政治選擇性接觸。算法歧視、黑箱操作等不僅對既有政治秩序和價值體系產生破壞性沖擊，還重塑了整個信息權力的生產、流通與分配過程，改變和重組了意識形態話語敘事格局。“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通過已然普及的互聯網躍現于國際政治舞臺時，核心技術國家的輻射力、滲透力將得到顯著增強，由智能機器持續不斷生產的各類信息逐漸彌漫于網絡空間，使得人工信息被遮蔽和吞沒，從而形成大國政治與意識形態博弈的文化新邊界。”
2.繼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
繼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與原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不同，并非生成于技術路徑，而是誕生于應用場景。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人工智能早已僭越自身工具屬性范疇，與政治、文化等要素交織疊加，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威性。
一是話語主體裂變式繁殖，沖擊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意識形態話語是言說主體對原始內容進行思維構建的體現，言說主體的價值取向及闡釋方式影響著意識形態話語的表達。在傳統意識形態話語結構中，話語流動主要是單向的自上而下的內容供給，主流意識形態居于主導性權威地位。在人工智能際遇下，信息的傳播模式逐漸由“人找信息”轉變為“信息找人”，改變了傳統由記者、編導、總編輯扮演“把關人”的單向度的信息傳播模式，催生出意識形態的虛擬話語主體多元化。政府、資本、知識精英、技術精英、普通公眾及數字社群等多元話語主體，持續在數字空間中創造新的思想和新的表達，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介入新聞生產，引發了傳播內容復雜多樣性和傳播風險不可控性。比如，當下關注度較高的OpenAI文生視頻模型Sora作為虛擬話語主體，能夠根據用戶的一句話生成長達一分鐘的視頻，“深度偽造”技術催生“眼見不為實”時代來臨，使生成內容存在虛實混淆風險。ChatGPT囿于專業訓練數據的缺失和模型局限，常以“一本正經地胡言亂語”彌補其不健全的技術缺陷，如同一部意識形態機器一樣源源不斷地生產真假難辨的信息，使生成內容存在失范性風險。“數字化、符號化”的多元話語主體，推動信息傳播呈現雙向互動性、多樣性和跨時空性等特征，實現意識形態話語權從現實社會向網絡虛擬空間轉化，引發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中的多樣態風險，沖擊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主導性。
二是“信息繭房”離散話語內容，導致認知窄化和價值偏化。客觀理性認知是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邏輯起點。在傳統意識形態傳播結構中，以廣域性的覆蓋灌輸為主導模式。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媒體平臺和資訊終端為了獲取更高的點擊量，通常采用“算法+推薦”模式，即通過大數據，根據受眾興趣偏好和瀏覽歷史有選擇地推送信息，引發數字信息傳播結構變化及“理性認知剝奪”風險。一方面，“信息繭房”引發認知趨于偏狹與窄化。“你關心的，才是頭條”的信息推薦模式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從多樣化、立體化和高效性的多元信息和權威觀點中剝離開來，導致個體被包裹進同一價值偏向營造的“氣泡性”信息空間，陷入同質化“信息繭房”。比如，針對同一事件的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兩份報道在YouTube推薦算法中并不直接連通，個性化算法在塑造內容與內容連接、人與內容連接中解構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理性認知。另一方面，算法“定制化”服務暗含價值陷阱。“信息繭房”中的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話語中心，自我生產、傳播和選擇信息，算法固化導致思維固化，人們逐漸成為“數據囚徒”，陷入價值混亂。尤其當前自媒體、短視頻等新興傳播平臺基于“流量邏輯”發布的娛樂性、低俗化、戲謔化信息，成為算法推送的優先方，催生“價值缺位”“精神空場”“意義虛無”等，影響個體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理性認知能力、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制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
3.并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
并發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長期應用場景下所產生的附隨性風險”，帶來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新異化和智能機器排擠人等“數字異化”現象。
一是人機交互重塑意識形態話語生產，衍生新的意識形態戰場。梳理近代人類意識形態戰場演變，從“WEB1.0”戰場的媒體爭奪，到“WEB2.0”戰場的社交媒體平臺爭奪，再到“WEB3.0”戰場的高智能對話機器人爭奪，多重人工智能技術疊加深化了內容的自動生成，意識形態陣地日趨智能化、隱蔽化。基于人機交互的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術，改變了原有意識形態生成路徑，進而以新的技術路徑生成了具有算法技術特征的新型意識形態，拓寬了意識形態話語場域。其一，基于擬態環境供給的“主客異位”風險。人機交互技術快速發展，重新定義了信息的生產、分發和消費方式，促進了新形式意識形態話語的生產和傳播，已經成為塑造意識形態的關鍵力量。在傳統的信息傳播語境中，單向垂直的內容供應，受眾處于客體位置。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自身強大的算法、算力和海量數據，在內容生產和信息傳播領域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成為一部“意識形態生產機器”，形成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生產主體的“合奏效應”。人機交互重置信息傳播從主客二元性結構轉變為主體間性的互動性結構，引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生產主體二元性結構變革，深度改變意識形態實踐的主客體關系和人們的認知及思維方式，引發“主客異位”風險。其二，基于沉浸式交互場域的意識形態柔性塑造風險。人機交互具有模擬性特點，以智能算法技術為基礎的ChatGPT通過理解和學習人類對話，生成文字、圖片、視頻等內容，形成了“人機協同”的意識形態話語生產方式。在人機協同構建的沉浸式交互場域中，傳統趨于穩定的知識生產模式被動態的智能知識庫所庖代。ChatGPT類人工智能通過不斷演進、增強工具價值以密切與用戶間的聯系，并逐步建立用戶的工具性信任和依賴，易使用戶陷入技術依賴窠臼，放棄對信念的理性辯護，大眾的意識形態體認逐漸演化為虛擬化和碎片化的形態，真實信息與虛假信息、網絡虛擬空間與現實物理世界的邊界被模糊。在“沉浸式”擬態應用場景中，精準隱蔽的“數字利維坦”將其附著的西方“普世價值”等錯誤社會思潮和帶有算法價值偏見的有害信息向外灌輸與滲透，使用戶自身無意識地接受了“另一端”意識形態的柔性塑造。人工智能技術交互語境擬像化，干擾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帶來技術所有國隱性意識形態滲透風險，使人工智能成為繼互聯網平臺之后意識形態斗爭的新戰場和新焦點。
二是話語生態“去中心化”，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經濟結構條件下的上層建筑，它通過特定的話語體系體現。在傳統意識形態傳播結構中，話語主體是權威性信息發布中心，在信息輸出結構中居權威地位。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數據存儲、處理和傳輸不再依賴中央控制節點的模式，權威性信息傳播模式解體，“去中心化”的傳播格局形成，這改變了信息生態的權威性結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和反饋中的廣泛應用，算法加持下的人工智能載體為意識形態的實時傳播提供了新的可能，也重塑了意識形態“去中心化”的話語生態。當前，生成式AI進入應用爆發期，OpenAI的ChatGPT、谷歌的Gemin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強大的圖像、視頻、代碼和文本生成等數字內容創作能力，參與到意識形態話語建構和話語傳播中。這導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媒介建構的話語場中，資本的意識形態滲透匿影藏形，多模態生成場景的“互聯網垃圾”無孔不入，主流媒體構建真實的權威被進一步消解，引發新聞內容深度的削弱和新聞價值的失衡，造成意識形態的全域化、動態化、復雜化風險。
二、人工智能誘發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的邏輯機理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是“橫向要素與縱向層次有機耦合的立體結構系統”，其縱向結構包括認知-解釋、價值-信仰和目標-策略三個層次。把握人工智能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的本質，需要從縱向的三層結構出發，分析人工智能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生成的技術邏輯、資本邏輯和人本邏輯。
1.從認知解釋層面看，科技與意識形態相互塑造
認知解釋是意識形態的認識論基礎。在這個意義上，“選擇什么樣的事實，怎么判斷形勢，怎么詮釋社會矛盾，是意識形態認知-解釋層的主要工作”，也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基本功能。人工智能技術嵌入到意識形態的認知-解釋層面，已成為一種隱性的意識形態權力。“馬克思也指出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是相互聯系的兩個整體，科學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意識形態的內容，而意識形態對科學技術也有反作用。”
一方面，科技是塑造意識形態的重要力量。科學技術本質上是一種隱性的意識形態。馬克思指出，意識形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科技作為這些物質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塑造人們的意識形態。從歷史邏輯看，回溯技術革命的歷史進程，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等人類文明形態演進的歷史，一定程度上就是科技話語勢能轉化為意識形態話語霸權的過程。在近代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科技進步通過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塑造了工人階級的勞動與生活方式，進而改變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社會關系，間接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成為塑造意識形態的重要力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依靠先發優勢躍居全球權力中心，將自己在科技領域的話語權擴散至政治領域。當下，人工智能技術改變了人們獲取、處理和傳播信息的方式，以數字符號為運行載體，將所承載的技術意識形態載入其中，在算法的操縱下運行。人工智能運用算法推薦實施主流政治話語的有效傳達，運用算法規則培育公眾對主流價值的認同與堅守，在現實世界具象化為資源配置中的技術權力、公共議題設置中的技術權力、信息傳播中的技術權力，生成一種體系化的隱性意識形態力量。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也制約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列寧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科學技術是一種生產力，“在本質上并不屬于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范疇，但在科學技術應用過程中，常常難免與意識形態交織糾纏而‘難舍難離’”。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意識形態制約著科學技術精神產品的發展和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價值內存及特征決定了其必然會被引入傳播與應用的政治場域，參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傳播和效能的再建構，成為驅動政治建設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技術力量。在西方國家，以“意識形態算法”生成了相應的“算法的意識形態”，算法黑箱、算法歧視、算法后門等作為“意識形態算法”的技術體現，都在建構自身對原有意識形態的應用，所有的算法都在應用邏輯中體現意識形態性，使科學技術淪為資本增殖的工具和政治操縱的手段。
2.從價值信仰層面看，資本邏輯催生價值失衡
價值-信仰層面構成意識形態的定性系統，用價值標尺對社會事實作出價值判斷，為社會提供應然性價值標桿。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也就是說，技術異化的根源在于把技術卷入資本的運轉體系中。人工智能作為技術權力嵌入意識形態的價值-信仰層面，資本邏輯和工具理性遮蔽主流意識形態價值導向，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價值信仰。
一方面，以資本邏輯為中軸進行話語建構。資本邏輯是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力量，對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產生的一種邏輯。資本邏輯的核心是追求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最大化。馬克思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結構化的資本邏輯成為統治一切的力量”基礎上，形成了對以商品拜物教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現象的深刻剖析和本質揭秘，揭示了資本邏輯對政治文明的滲透風險。首先，商業目的與資本利益是人工智能技術開發的原初動力，使技術背后隱藏商業意識形態屬性。當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資本成為算法的主體，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標準構成了算法選擇和判斷的標準。如ChatGPT是OpenAI公司的一個技術產品，2023年初，微軟向OpenAI注資100億美元，這是繼2019年和2021年后第三次擴大與OpenAI合作，使其估值在不到10個月的時間里從290億美元飆升至8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獨角獸公司之一。資本的擴張本性會向每一個新技術點滲透，ChatGPT爆紅助推科技投資市場成為當前資本市場的熱門流向。從聊天機器人ChatGPT到文本轉圖像模型Dall-E，再到近期的文本轉視頻模型Sora，人工智能技術與商業資本緊密結合，成為獲取更多剩余價值的工具，不可避免地被適應資本增殖的意識形態所滲透。其次，資本邏輯宰制下的算法傳播規制，不斷擠壓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傳播空間。大數據、大算力運行維護成本高，ChatGPT推出“Plus”付費升級選項，OpenAI也推出了語言模型、圖像模型、音頻模型等AI使用付費套餐。本著“流量邏輯”，人工智能算法推薦以“投其所好”的原則迎合用戶，導致各類社會思潮和多元文化充斥于網絡空間，使主流意識形態在精準推薦和價值分流中不知不覺被“遮蔽”，削弱主流意識形態凝聚文化認同等功能的發揮。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僭越價值理性話語。工具理性是指人們在追求目標時使用的一種理性方式，主要表現為其作為一種技術工具，通過邏輯推理、數據分析和模式識別等服務于特定目標和任務的完成。工具理性強調效率和經濟效益，商業價值是首要考慮因素。實踐中工具理性運行方式，忽視了人文關懷、道德責任和社會正義等價值觀，對當前以人為核心的社會信仰發起了挑戰。社會信仰源自特定文化共同體的共同意識，社會信仰的遷移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以模型依賴解構主流意識形態權威。進入數字時代，人工智能的“工具化”作用愈發凸顯，驅動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技術——算法正深刻影響著人們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能力。工具性的算法媒介，以其強大的工具性價值，使政府、平臺企業以及用戶個體在長期應用中形成技術性路徑依賴。技術本身是無主體意識的工具性存在，但受其所處的復雜社會場域影響，當投資者側重支持和推廣符合自身商業利益、價值傾向的應用場景和功能時，算法的工具理性覆蓋甚至取代了價值理性，在數據偏見的包裹下易輸出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結果，動搖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威。在第二階段，以模型依賴塑造智能權威。“當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張揚到極致，超越其生產力功能，被廣泛應用并深入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及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時，科學技術就具備了作為一種隱性意識形態的良好條件”。智能算法技術內蘊以資本增殖為價值追求的資本邏輯和以工具崇拜為生存目標的工具理性。新技術以效率最大化為目標，作為新變量參與意識形態系統的運行過程，導致工具理性盛行，價值理性式微，甚至以工具理性重塑意識形態的價值理性。如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廣泛使用，使人不僅易形成對人工智能的工具性依賴，而且對人工智能易產生無理由的信任，推動社會信仰向非人類的智能權威遷移，催生“資本崇拜”和“工具崇拜”，消解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信仰。
3.從目標策略層面看，主客異位挑戰以人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基礎
“目標-策略層面構成意識形態的實踐系統，就是要在價值-信仰層面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將認知-解釋層面的意識形態轉換為現實。”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技術權力嵌入到意識形態的目標-策略層面，其運行機制不可避免地聚合為意識形態自覺與價值理性認同之間生態整合的實踐形態。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引發勞動主客異位，催生主體泛在潛藏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解構。勞動的發展過程是人類主體性的實現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主體性在勞動過程中逐漸顯現并得以確立，勞動方式標志著主體性的具體展開形式。人工智能作為一種生產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通過替代人的非創造性簡單勞動來解放人的肢體甚至進一步解放人的大腦，在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促進生產技術革新、拉動生產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但其所引發的勞動變革預示著勞動者主體地位的進一步下降，引發“勞動主體性悖論”和意識形態話語主體的旁落。首先，人工智能加劇意識形態話語主體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意識形態圖景逐漸呈現主體形態多元化、價值觀念多樣化的趨勢，傳統集中統一、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傳播機制代之以去中心化、自由開放的傳播模式。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升級，人工智能逐漸展現出超人的技術水平和工作能力，并逐漸成為人們所依賴和使用的一項重要的技術工具。如ChatGPT形成的人機互動模式下的融合式主體，是“資本邏輯”與“技術控制”的統一體，在運用中以話語建構、主體塑造和價值判斷等方式發揮著意識形態功能，重構意識形態話語傳播主體，沖擊傳統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其次，人工智能加劇了“主客異位”。作為人類體力和智力的高階延展工具，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本質關系仍然是有生命的人與無生命的工具間的主客體關系。“去中心化”是元宇宙的基本規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皆可成為信息發布中心，這種去中心化的特征催生出意識形態的多樣化虛擬話語主體。同時，數據的選擇、標注以及算法程序的設計所依賴的是一定的價值主體，擁有雄厚資金、人力與技術的科技巨頭成為數字空間中潛在的權力主體。在人工智能日益顯示出強大的改變世界的功能時，傳統的主客體關系異位，將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本質關系異化為一種主體間關系，呈現出人的客體化和人工智能的主體化趨勢。信息傳播主體和客體被冰冷的計算機代碼所阻隔，既對原有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和權威性造成沖擊，也降低了網絡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溫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通過對勞動模式和社會關系的重塑，對人的本質產生影響。意識形態的生產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的產物，其本質反映出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價值訴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將人的本質歸結為勞動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工智能技術既豐富了人的本質，又改變了人的本質的具體展開過程。首先，人工智能豐富了人的本質。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從勞動層面看，人工智能使得人逐漸擺脫動物般的生存機遇而進行創造性勞動，人的勞動內涵更加智能化，豐富和發展了人的本質，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質的“新確證”。在人工智能社會的三要素中，數據是新生產資料，算法是新生產關系，算力是新生產力，共同構成數字時代的生產基石。人工智能算法深刻改變了人生命活動的社會性，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通過替代人的非創造性簡單勞動來解放人的肢體甚至進一步解放人的大腦，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人類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產品，從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強了人的社會關系的豐富度、聚合度，生成了精神價值生態。其次，人工智能改變了人的本質具體展開過程。人工智能增加自由時間并彰顯人的本質力，其實質是人的勞動的延展形式，人的勞動依然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者的社會生產者主體地位不會改變。人工智能技術為人們的社會交往活動提供便捷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強了對人的社會屬性的消解。人工智能技術通過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的聯姻，形成了貫通“本體世界-生活世界-個體世界”精神鏈，實現了對人生命活動的社會性的重構，聚合為意識形態自覺與價值理性認同之間生態整合的實踐形態。
三、人工智能誘發的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的化解策略
傳統的意識形態管理邏輯主要基于“人-人”“人-媒介-人”“人-大眾傳媒”“人-互聯網”四種交往方式，隨著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機”交往方式的廣泛性應用，顯現出從人際交往向人機交往轉變的總體趨勢。面對人工智能應用所帶來的各種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既不能因噎廢食而一味地排斥數字技術，也要提升新質戰斗力，善用新技術開展意識形態工作。
1.以技術匡正技術，筑牢人工智能意識形態話語的根基
技術安全是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防火墻”，要堅持“筑壩引流”，推動意識形態防范技術的優化升級，加強技術賦能以抵御意識形態操縱風險。
一要筑技術自主之“壩”，用顛覆性技術保障我國意識形態安全。人工智能技術用“全域式大數據采集+人工編碼強化學習”的手段達到觀念滲透的目的，需要通過自主創新和技術攻關，推動顛覆性技術與意識形態治理的深度融合，化解人工智能技術給主流意識形態帶來的風險。當前，繼ChatGPT之后，各互聯網巨頭紛紛計劃推出類似產品，如Meta推出BlenderBot，谷歌推出AI Chatbot，OpenAI又推出視頻生成工具Sora，蘋果也加入生成式AI戰局。中國企業積極創新研發中國版“ChatGPT”大語言模型技術，百度推出“文心一言”(ERNIE Bot)，字節跳動上線“扣子”，阿里巴巴發布生成式AI模型EMO，騰訊、華為也都紛紛有所布局。這場AI競賽沒有中場休息，需要努力在人工智能核心技術領域取得顛覆性突破，從人工智能介入意識形態傳播的技術路徑入手，牽住數字技術特別是算法技術從研發到應用的這個“牛鼻子”，打破“技術霸權”，加快建設國家級人工智能中心，建設一批智能算力中心，建構中國版ChatGPT技術標準，設計主流意識形態算法推薦，筑牢人工智能發展的技術根基，規避西方的科技圍堵，用顛覆性技術保障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二要引算法向善之“流”，擴大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力版圖。增強技術賦能，優化數據與信息采集，推動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建設，在程序研發、設計、運行中嵌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應用前完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數據庫的定向訓練。通過加強算法的可解釋性、可溯源化、可追責化，破解“算法黑箱”，匡正算法技術的內嵌程序，構建符合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的算法推薦。將人工智能嵌入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各個環節，建構中國版ChatGPT技術標準，加快技術迭代升級，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播的新場域。提升智能化監管水平，加快數字技術與網絡監督預警、突發輿情危機處理技術等的深度融合，基于智能算法技術建構網絡意識形態輿情的人機協同實時監測與智能預警機制，構建算法內容自主生產與算法監控動態平衡的意識形態風險防控策略。
2.以價值引領技術，鞏固規避意識形態話語風險
主流意識形態是智能算法技術建設的精神指引，是網絡信息文明發展的基礎要素，經主流價值馴化的算法能夠推動技術進步和價值體驗的共同發展，應從根本上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對智能算法技術的價值引領力、傳導力和輻射力。一要堅持主流價值與智能算法相融通。在智能算法研發之初將主流價值融入算法推薦的核心技術之中，為算法推薦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流價值基因，提高主流價值在算法優先級中的比重，將擁有主流意識形態代碼作為節點建立的網絡空間結構納入算法場域，通過智能識別、算法推薦、智能引擎的智能技術充分挖掘主流意識形態的“正能量”，化“流量至上”為“流量向上”，實現“算法推薦×主流價值”的乘數效應，在潛移默化中塑造正確網絡輿論價值導向。二要以技術重置實現對智能算法的內在價值糾偏。在話語內容方面，強化對算法信息篩選的正向價值定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豐富數字話語內涵，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價值相關信息的可見性，防范多元社會思潮滲透。在話語排序方面，改進排序算法，優先供給主流意識形態價值信息，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優先級序列。在話語推送方面，增添算法“反向推薦”的相關技術設置，打破“信息繭房”的價值偏見，以價值重塑消弭意識形態解構風險。在話語預警方面，積極探索人工智能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屬性，善于利用人工智能及時分析、發現、預測網絡意識形態領域可能面臨的風險并進行有針對性的干預和化解。
3.以規制規范技術，確保人工智能話語表達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
制度是確保安全觀念轉化為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針對人工智能，我國已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制度性規范，為統籌人工智能技術創新與風險防控提供了重要基礎性遵循。要完善人工智能技術規約，在充分評估其文本數據局限性、算法推演偏見性、意識形態傾向性基礎上，從數據、算法、算力三個維度進一步完善人工智能技術的法律、規章、制度，進一步規范制定行業標準，劃定技術適用范圍和職責權限，推動將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技術研發推廣的核心融入到框架搭建、代碼開發、運算排序等方面，確保人工智能話語表達在法治的軌道上健康運行。完善人工智能技術監管，制定算法備案與披露制度，建立人工智能內容監管標識制度，完善意識形態敏感領域應用規范與強制定向訓練制度，為ChatGPT類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識形態風險的規制提供全程監管。加強研判智能技術風險，對人工智能可能引發的意識形態風險的樣態表征、生成動因、規制策略作出科學研判，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守住意識形態安全底線。
4.以人本消弭技術錯位，建設與人工智能發展相匹配的大眾話語
人民性原則、人本邏輯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根本立場和價值取向。人工智能時代，要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妙用人工智能技術“精準對接”話語體系，增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滲透力。
一是打造生活話語體系。運用智能技術優化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議題設置，整合宏大敘事與細微敘事、精英敘事與大眾敘事、文本敘事與生活敘事、學理敘事與通俗敘事，借力算法技術推動宏大理論走向日常生活話語。
二是善用網絡圈層話語體系。借助智能算法技術，對“文藝圈”“學術圈”等不同圈層的年齡、職業、話題等相關數據進行解析并找到話語生成規律，構建起適應不同圈層的話題偏好、語言特色的話語體系，構建起適應不同圈層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三是巧用定制話語體系。在內容方面，通過聚類分析，掌握不同群體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表達方式和表現形式的喜好程度，并有針對性地“投其所好”推送理論性話語和敘事性話語。在形式方面，以智能技術助推敘事呈現，巧用大數據精確匹配話語方式，對受眾在文字、圖片、視頻等不同話語表現形式上的停留時間等數據進行統計，預判出受眾更傾向于哪種話語表現形式，從而有針對性地進行話語定制，實現話語內容與話語形式相融通，增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感染力。
從大歷史觀看，從地理大發現時期到當前的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每次技術革命的進步都帶來了時代的變遷，意識形態工作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豐富拓展。人工智能技術存在隱性意識形態話語風險，我們既要筑“壩”引“流”，駕馭人工智能技術，又要化“流量至上”為“流量向上”。從技術賦能、價值導向、制度規制、人民立場層面尋求化解風險的策略方法，實現“人工智能×主流價值”的乘數效應，借助人工智能等技術帶來的時代紅利，牢牢掌握人工智能時代意識形態工作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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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大歷史觀視域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話語創新研究”（22AKS008）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