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取得了全面進步，有力促進了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所處的時代在發生深刻變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需要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為重要保障。全會確定對外開放領域的重點工作是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這些重點工作為進一步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明確的行動指南。

深刻認識擴大開放的時代背景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當前面臨的時代背景作了深刻的概括，即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人民群眾新期待。中國這艘巨輪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沒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愜意和輕松，要正確認識當前所處的時代背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都要符合時代要求。

我們所處的時代仍然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時代主題沒有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但是當今時代又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貿易戰、科技戰挑戰全球治理規則，科技進步加速變革生產和生活模式，增大了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人類社會來到了馬克思所說的“一天等于二十年”歷史激蕩的時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需要在不確定中把握時代發展的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但新征程上會遇到各種困難和問題，遇到激流險灘。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來破解難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十年前我們開始提出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與今天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變與不變之中，我們要深刻認清開放的重點方向。

制度型開放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著力點

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都強調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已成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著力點，涉及開放什么、向誰開放、如何開放三個核心問題，規則對接、規制協調、管理提升、標準制定則是當前加快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抓手。

首先，開放什么？這個問題圍繞三對關系展開，即行業開放與區域開放的關系、對居民開放與對非居民開放的關系、邊境開放與邊境后開放的關系。隨著我國制造業領域對外資全面開放，今后的重心將轉向服務業開放。服務業開放更多的是國內法規政策，重心勢必由“邊境”措施轉向“邊境內”措施。毋庸置疑，我國服務貿易相較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仍存在一定差距，擴大服務業開放，有利于提升服務貿易綜合競爭力，塑造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其次，向誰開放？當前中國已逐漸形成了“向東開放”“向西開放”并重的“全方位開放格局”。與此同時，通過產業轉移和經濟輻射，東部沿海地區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了區域間差距，實現了社會更平衡的發展。向東繼續深化與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經貿合作，向西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中亞、歐洲和非洲國家的經濟聯系，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當前發展中國家在我國出口占比不斷上升，這是好的信號，但也需要穩住發達國家的基本盤，因為在某些方面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是發展中國家無法替代的。在發達國家幾個圈層中，日韓周邊市場、歐洲市場是重中之重，我們需要穩固“根據地”，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生效的基礎上，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

最后，如何開放？這個問題涉及九個方面：一是主動對標對表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正是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重要舉措。二是主動構建自由貿易區網絡，我們已與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2個自貿協定，今后簽署更多自貿協定的難度會越來越大。歷史經驗表明，在頂層設計上要明確“多予少取”的原則，對于最不發達國家可以是較大幅度的多予少取和單邊開放，不要擔心讓步大了會對中國產業造成影響。三是對于中國實踐走在世界前列的領域，亟須推出“中國方案”，比如在跨境電商領域，可以通過多邊、區域和雙邊談判將中國跨境電商海關監管模式以及所謂“新四小龍”商業生態推廣到貿易伙伴國，進一步釋放中國跨境電商發展的潛力和世界跨境電商發展的動力。四是對于全球尚未形成統一性國際規則的“新領域”，及時搶占新業態領域的國際規則話語權。目前全球數字貿易規則領域有“美式模板”和“歐式模板”，基于中國領先世界的實踐，積極制定符合中國利益訴求和發展理念的全球數字貿易規則“中式模板”。五是堅定維護多邊主義，激活多邊貿易體制中的重要規則，如提倡完善綠色產品補貼規則，恢復、擴展世貿組織的“不可訴補貼”條款等。六是在規制協調方面，加快國內規制與國際之間的協調。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制度設計，要尊重各國的制度性差異，在此基礎上，尋求各國在國內規制領域中的“最大公約數”，通過規制融合降低企業經營的合規成本，同時守住安全底線，維護國家利益。七是在管理提升方面，借鑒國際先進做法，依據國內實際情況，在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獲得信貸、電力、納稅、貿易、執行合同、企業注銷等方面，進一步進行制度優化和管理提升，涵養宜商生態。八是在標準制定方面，一方面持續推進國際先進標準“引進來”，提升企業融入全球生產分工的能力；另一方面不斷加快國內標準“走出去”，研究制定跨境電商、鐵路運輸等領域的新標準，全面推進中國標準“走出去”。九是賦予自貿試驗區、自貿港更多開放自主權，賦予自貿試驗（港）區更多立法權以及適時擴大試驗范圍。在已設立的自貿試驗區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區域面積和省級自貿協同創新區規模，以此充分釋放“規模經濟”優勢。

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適應時代發展變化提出的重要方向。當前，我國參與國際生產分工與市場競爭的方式已轉變為更廣泛地引入技術、資本、數據等要素，面臨全球產業重構與經貿深度調整，國際合作的空間受到美西方的擠壓，需要更加主動地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內外協同發力，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良性互動，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一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附加值環節攀升，努力克服困難障礙，持續推進國際教育科技交流合作，積極主動融入全球創新體系，用好全球創新資源，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二是不斷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采取有效措施應對美西方“脫鉤斷鏈”的企圖，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提高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為進一步促進國內國際企業良性競爭與健康發展提供更加穩定可靠的支持和保障。

三是持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深化“五通”措施，拓展新領域合作空間。持續推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政策溝通與產業對接，構建以我為主的產業鏈體系。建設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加快推進多層次、復合型基礎設施網絡建設，拓寬歐亞經貿合作布局。加強民間交往與文化交流，促進中外人員工作、教育、旅游互訪便利性。此外，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設，加強上合組織、中非合作，擴展國際合作渠道，對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