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并從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四個方面作出針對性部署。以深化改革、完善機制來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將有效增強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有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強化戰略規劃引領，促進政策統籌協調

制定實施戰略規劃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特色。國家戰略規劃體系集中體現了黨和國家的戰略意圖和中長期發展目標，具有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的影響，是推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依托。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國家戰略體系、規劃體系更加科學完善，有效助力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但也要看到，當前仍存在國家戰略融合不足，規劃目標與政策工具不協同，專項規劃對總體規劃支撐不足，財稅、金融、產業、區域等政策與國家戰略、國家發展規劃統籌協調不夠等問題，影響了國家戰略和規劃作用的更好發揮。

新時代新征程上，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迫切需要發揮好國家戰略規劃體系的引領和指導作用，進一步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在戰略體系方面，我國已推動實施一系列重大戰略，取得積極成效，下一步需要促進相互之間更好融合銜接、形成合力。為此，要構建國家戰略制定和實施機制，加強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增強國家戰略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在規劃體系方面，規劃要充分體現戰略意圖，推動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入國家發展規劃中。要準確把握不同規劃的功能定位，國家發展規劃是戰略導向，空間規劃是基礎，專項規劃、區域規劃是實施支撐，強化各類規劃與國家發展規劃的有機銜接，發揮好各自功能。在政策體系方面，促進政策間的統籌協調是重中之重。要圍繞實施國家戰略和國家發展規劃，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將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把握好政策出臺的時機、力度和節奏，強化各方面對政策的理解、執行和傳導，推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投資、消費、環保等政策協同發力，最大限度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政策合力。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夯實國家治理基礎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體制和政策是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工具。適應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新任務新要求，《決定》突出問題導向，從健全預算制度、健全稅收制度和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等方面作出改革部署，拉開了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大幕。

在預算方面，我國預算分配權不夠統一，一些領域財政支出不夠規范透明，超出財力進行承諾和安排，必須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健全預算制度。實行全面預算管理，把依托行政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獲取的收入全部納入政府預算管理，不留死角。加強資源統籌，完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財政保障機制。統一預算分配權，打破基數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增強預算編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深化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強化公共服務事前功能評估，強化績效評價結果運用。完善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加強數據分析應用，提升預算可持續性。

在稅收制度方面，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相對較低、地方稅種普遍收入規模較小、直接稅體系不夠完善、各種變相的稅收優惠政策大量存在，要沿著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方向，加快健全稅收制度。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加強稅收立法修法工作，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積極穩妥推進非稅收入立法研究，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持機制。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深化稅收征管改革，進一步加強征稅規范性、便捷性和精準性，堅決防止收“過頭稅費”。

在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方面，部分領域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劃分還不夠清晰、地方自主稅源不夠穩定、一些地方對上級轉移支付依賴程度過高，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尚不健全，要按照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要求，進一步調整優化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在權責清晰方面，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減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財政事權。在財力協調方面，推進消費稅穩步下劃地方，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清理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進而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

在區域均衡方面，要根據各地所處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公共服務提供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科學測算均衡調節財力分配，加強對履行特定功能地區的財政支持。同時，針對仍在攻堅期的政府債務風險問題，《決定》強調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徑地方債務監測監管體系和防范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加快地方融資平臺改革轉型。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加快，金融領域持續創新，金融體系復雜度、開放度不斷提升，同時也面臨風險隱患較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不高、金融亂象和腐敗問題屢禁不止、金融監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等突出問題。《決定》錨定建設金融強國目標和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的要求，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從體制機制層面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促進金融更好服務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

一是完善中央銀行制度。中央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中樞，中央銀行制度是一國最重要的貨幣金融管理制度。必須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二是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本源。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健全盡職免責規定，建立敢貸愿貸能貸會貸的長效機制，著力打造金融機構、市場、產品和服務體系，努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三是建設強大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事關經濟長期健康發展，也關系到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和財富積累。我國資本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的基礎尚不牢固，主要股指較為低迷，股民獲得感不強，股市的投資、融資功能存在失衡。《決定》提出要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直指“病灶”所在，為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指明了方向。四是強化金融監管。金融領域風險隱蔽性、復雜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要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做到“長牙帶刺”、有棱有角。在監管過程中，建立風險早期糾正硬約束制度，健全權責一致、激勵相容的風險處置責任機制，更好預防和化解風險。五是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一方面，加快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和規則，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推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強化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機制，推進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體系建設，建立統一的全口徑外債監管體系。六是加強金融法治建設。制定金融法，及時推進金融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加大金融執法力度，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零容忍，健全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法律工具箱。

完善制度機制，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現新突破

區域差異大、發展不平衡是我國基本國情，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部署實施一系列區域重大戰略，取得令人矚目的重大成就。但在實踐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如地區分割保護、跨區域協同難、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足等，背后癥結就在于相關機制仍不完善。適應新時代新征程對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出的更高要求，《決定》就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作出改革部署，將有力推動相關戰略實現新突破。

在區域經濟布局方面，以什么樣的價值導向進行空間安排是關鍵。早在2019年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就明確提出要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求根據各地區的條件，落實主體功能區戰略，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的路子。此次《決定》再次強調“優勢互補”，要求健全制度和政策體系、優化機制，推動既定區域重大戰略部署發揮各自優勢功能，實現新的突破。在跨區域協作方面，《決定》特別提出，要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等，這將進一步破除跨區域合作的各類障礙，促進資源要素跨區域高效流動和優化配置，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各自優勢形成發展合力，有利于促進先發地區帶動后發地區共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