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范疇，馬克思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協作會產生高于單個勞動的協同效應。那么，馬克思主義是如何理解“協作”的呢？

馬克思論述了協作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作用，指出技術進步推動協作由簡單向復雜轉變，形成了協作的具體形式。協作廣泛地出現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各個生產環節，不同的行業與組織之間發生結合提高生產效率。在古代社會，中國萬里長城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完成離不開協作和組織分工。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馬克思發現英國的一些行業之間出現了一體化的協作，具體體現在“制造生產資料的工場手工業同制造產品的工場手工業聯合起來了”。到了機器大工業時期，固有的分工不斷被打破，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進行協作的工廠代替了小作坊”，生產從“個人行動”變成“社會行動”，協作出現了新的形式。“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的技術變革使得“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要素流動出現，“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協作促使“社會化”“共同的勞動”發揮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協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是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具體方式，“一開始就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的自由雇傭工人為前提”。然而這種生產方式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人類社會不斷在進步發展，“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作最后的形式”。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以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協作實現“否定的否定”。“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指出協作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每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每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原因在于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協作創造了生產力，創造出單個勞動所無法實現的生產率，也就是整體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實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那么，協作為什么能提升效率？馬克思指出協作在勞動過程中提高生產力的原因。

其一，協作具有同一性。協作符合行動的同時性，使勞動者在“同一個空間”集聚，為了“同一個成果、同一個產品、同一個使用價值”，實施“同一種操作”，實現“協同行動”。一方面，協作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協作提升了勞動者之間的溝通效率，“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瓦匠手遞手把磚傳送到腳手架，比每個人單獨把磚搬到腳手架上去要快得多。特別在有限的短時間內，協作可以完成緊急的工作。

其二，協作具有系統性。協作是由單個勞動者相互聯系結合形成的系統整體，單個勞動的總和與共同勞動有本質差別。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這種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為目的的社會組合的基礎”。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空間，協作下的勞動“可以在空間上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例如開鑿運河、修筑道路、鋪設鐵路等等。另一方面，協作使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較小的區域集中應用。由于“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協作節約了非生產費用，“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產生規模效應。

其三，協作具有社會性。生產活動具有社會性，馬克思指出，“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是“不可思議的”。人“天生是社會動物”，社會化的生產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人與人之間發生聯系。“工人有計劃地和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個人的限制，發揮了他種屬的能力”。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中指出，勞動的發展促使社會成員緊密結合，因為“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協作過程客觀存在著競爭的關系，激發了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促使其不甘落后，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協作能激發“個人的競爭心”“振奮精力”。此外，勞動者之間發揮了互補的作用。較多的工人聚集一起，個體的差異互相抵消，表現為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復雜的勞動過程也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給不同的人”，例如，捕魚過程中一人劃船、一人掌舵、一人撒網。

馬克思指出，社會化大生產需要指揮協調個人活動，執行生產總體運動。“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指揮發揮著“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確保社會生產有序進行，“就像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恩格斯在《論權威》中以鐵路舉例指出，“無數人的協作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確保列車運行的安全，乘客必須服從鐵路員工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在資本主義社會，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管理發揮指揮社會勞動的作用，管理的生產過程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當大規模的協作出現后，資本家尋找特殊的雇傭工人行使管理的職能，“監督工作固定為他們的專職”。另一方面，管理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資本主義是以資本為指揮的協作生產，資本家在生產中的指揮是為了“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因此，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資本家支付的是獨立勞動力的價值并非協作勞動力的價值，因此協作產生的超過單個勞動總和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家分文。如今，協作創造的相對剩余價值比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要大得多，資本家“不費分文”獲得協作產生的生產力意味著剝削程度的加深。

社會化大生產日益深化，協作越來越重要。我們要用好馬克思主義協作理論，提高部門協作、組織協作、國際協作水平。尤其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說，要推動產業深度融合、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產學研深度融合等，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國際合作空間，提高合作的范圍和深度，創造更大的價值。把握協作的歷史發展趨勢和規律，在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協作的集體力，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