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消費是消費行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徑，是超越物質消費的高層次消費形態，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式。從表面上來看，文化消費行為是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是個人化的消費支出和消費滿足；從深層次看，文化消費水平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較高水平的整體表現。進一步推動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就要充分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良性互動，充分推動文化生產供給側結構改革，充分挖掘人民群眾文化消費潛力。

【關鍵詞】人文經濟學 文化消費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求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不斷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既包括物質富裕的基礎型追求，也包括精神豐裕的超越型追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讓人民享有更加充實、更為豐富、更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消費與生產一樣，是人類社會行為中最基本的經濟活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能。文化消費是消費行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徑，是超越物質消費的高層次消費形態，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式。

文化消費是符號性、意義感、象征性和價值感的非物質消費。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文化消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發展歷史可謂久遠，但直到進入20世紀才得到理論界中西方學者廣泛的學術關注，先后經歷了文化工業理論批判性反思、文化研究理論闡釋性觀察、文化產業理論建構性辨析和人文經濟學理論重構性省視等發展階段。人文經濟學重構性理論強調經濟學對人文價值的重構，重視經濟學的“人文回歸”。人文經濟學是以人的價值立場來研究經濟活動，探討在人的文化消費活動中如何建立個體的價值觀和義利觀、人與人的信任感、社會正義的分配制度。時代的車輪在滾滾向前，人民群眾文化消費的動力機制、產品形態、體驗場景和渠道途徑都在不斷發生變化。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表現為更高品質的內容生產、更高效率的流通渠道、更高層次的體驗方式、更高水平的消費理念。人文經濟學以“文化消費化”和“消費文化化”的雙重視角，構建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格局、協同機制和創新路徑。

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格局

文化消費的人文經濟學視角將文化消費活動放置時空維度的價值格局，注重文化消費的差異性和共同性的統一。當前，我國文化消費領域出現地理空間的東西差異和南北差距，出現國際空間的東西差異和本土—全球差異。文化資源多樣性的密度分布與文化消費力的強度分布并不成正比。由于受地理環境、人口流動、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我國文化資源多樣性總體呈現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高于中部地區的“兩高一低”的地理特征。這種地理特征的本質是文化消費的城鄉差距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結構差距。總體而言，我國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在不同區域間的差異較大，整體呈現“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的分布格局。①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行為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消費觀念、審美偏好、社會環境、生活習性和文化設施等綜合因素的影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權重占比最大。文化消費包括公共性文化消費和私人性文化消費。在公共性文化消費領域，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要加大普惠性、均等化、便利性的公共文化供給，提升人民群眾共同性的文化消費水平。在私人性文化消費領域，尊重個體的差異和區域的差異，發揮文化市場的自由競爭機制，利用價格的杠桿原理，引導多樣化的文化經營主體提供多樣化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在面對外來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堅持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原則，充分尊重外來文化中彰顯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積極融入人民群眾文化消費的日常生活。注重功能性與文化性相結合的文化消費品的培育，增強傳統文化價值在文化消費品上的內涵顯現。

文化消費的人文經濟學視角以代際關系的價值格局，理性看待文化消費的繼承性與發展性的統一。個體是家庭的成員，個體生活在由血緣和宗親所構成的家庭關系之中，個體的文化消費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成員之間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代際文化消費活動中，不同的家庭成員扮演著主導者、回應者和游離者等不同的角色。②個體文化消費能力的養成受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影響，而家庭教育在其中扮演著基礎性的作用。個體的文化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也增進了代際的流動性，進而提高了個體平等的自由發展和社會整體的繁榮進步。

文化消費的人文經濟學視角關注階層流動的價值格局，注重文化消費的個體性與集體性的統一。文化消費既是社會區隔和階層差異化的產物，也是階層流動和社會互動的動力。社會階層的差異造成了文化消費中的審美差異和趣味差異。審美趣味既是個體意義的，也是社會意義的。人們在文化消費行為中將個人主觀的情趣、品味、偏好和體悟轉化為集體普遍的情感、情緒、認同和理念，進而打破文化和階層的區隔，實現社會階層的柔性流動。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在文化消費中展示了個體意義上的審美趣味，并通過文化消費實現了集體意義上的審美共同體建構。文化消費以個體的主體性為立足點，在文化消費行為中構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

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機制

文化消費是改善型消費。2024年8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服務消費需求”。文化消費是現代消費業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激發有潛能的消費的重要抓手，包括歌舞表演、節慶會展、影視文博等傳統文化消費，也包括網絡新視聽、數字文化、數實融合等新型文化消費。文化消費既激活了文化生產主體的積極性，又重塑了文化消費主體的自主性。文化消費是生存型物質消費基礎上的發展型文化消費、超越型文化消費和自我實現型文化消費，文化消費自身也處在不斷升級演進的動態發展過程之中。

人文經濟學視野下的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指向一種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和融合化的文化消費新形態。所謂個性化的文化消費，是指充分尊重和滿足不同消費主體差異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按照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地理風俗文化差異提供不同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所謂多樣化的文化消費，是指在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的加持下，針對不同的文化消費主體提供不同類型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充分發揮公共型文化機構、平臺型文化機構、內容型文化機構、終端型文化機構等不同文化消費品供給主體的積極性，注重文化消費品的多樣化和豐富性。所謂品質化的文化消費，即文化消費行為要充分挖掘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的精神內涵和人文價值，充分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文品格和人文精神，充分展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當代價值和時代風韻，充分吸納世界文明形態的本土特色和普遍價值，傳承“老文脈”、創化“新文脈”、融化“外文脈”。所謂融合化的文化消費，即注重文化消費活動中文化活動與經濟活動、現代服務業與傳統產業、數字技術與文化創意的融合互促，通過文化消費行為實現經濟的跨界發展、創新發展和共生發展。

首先，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機制表現為文化消費的價值鏈協同。文化消費行為的價值鏈表現為內生價值鏈、外生價值鏈和共生價值鏈等三種不同的價值鏈形態。其中，內生價值鏈表現為文化消費行為對文化生產、文化流通、文化分配等價值環節的反向整合效應。文化消費是一種“想象力消費”，是“受眾（包括讀者、觀眾、用戶、玩家）對于充滿想象力的藝術作品的藝術欣賞和文化消費的巨大需求”③。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消費，消費決定生產。想象力的文化消費激發了創造力的文化生產，將文化生產的內容、資源、技術、資本、數據等全生產要素整合起來，發揮協同生產的整體效應。外生價值鏈是文化消費的外部價值鏈，表現為與文化消費有關的縱向價值鏈和橫向價值鏈的外部整合，通過創意分工與生產協作，將不同的文化生產單位統合起來，形成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文化生產共同體。共生價值鏈指文化消費活動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實現價值創造、價值分配和價值共享，實現文化消費活動的互惠生產與和諧共生。

其次，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機制表現為文化消費的主體間協同。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在不同主體間表現為互惠共生和協同共創。主體間性是在主體性基礎之上產生的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化消費的主體間性強調一種平等、自由、共享、互利的生產關系和消費關系。文化消費的主體包括個體、組織、政府等不同類型，既有單一性主體，又有復合型主體；既有私人性主體，又有公共性主體；既有本土性主體，又有外來性主體；既有地方性主體，又有國際化主體。文化消費不同主體間協同的關鍵要素在于文化認同和信任機制。認同和信任是人際間互動的產物，也是主體間性實現的基石。

再次，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機制表現為文化消費的跨區域協同。區域協調發展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跨區域協同創新是創新驅動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文化消費的跨區域協同就是要打破區域市場的人為區隔、政策阻隔和地方壟斷，將文化生產要素、文化消費市場統一整合，優化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區域消費中心城市的合理布局，提升文化消費的營商環境，通過文化消費的區域協同實現文化生產的區域聯動，進而帶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效應。

最后，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協同機制表現為文化消費的雙循環協同。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要立足新發展格局，拓展文化消費的國內空間和國際空間，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協同發展。文化消費雙循環協同的“先手棋”是立足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內生型循環發展模式，充分依賴國內經濟持續向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大眾消費升級的各類優勢條件，激發文化生產活力，提振文化消費信心，擴大國內文化市場規模。文化消費雙循環系統的“后手棋”是積極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外向型數字化文化產品的文化內涵，增強功能性文化出口產品的藝術品質，加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走進去”和“走上去”，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和國家文化軟實力。

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路徑

從表面上來看，文化消費行為是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是個人化的消費支出和消費滿足；從深層次看，文化消費水平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到較高水平的整體表現。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綜合治理的社會工程。文化消費的影響因素既有個體的內部影響因素，比如接受教育程度、可支配收入、家庭環境、審美偏好，等等；又有社會的外部影響因素，比如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時尚潮流、文化產品供給、文化技術條件、文化活動組織，等等。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弘揚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彰顯中華美學精神、涵養國民文化素養、提升社會文明程度、建立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增強中華文化傳播力影響力。

創新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就是要突顯文化消費的功能重塑機制、內容拓展機制和場景創新機制。④文化消費與文化生產共同構成人文經濟的兩翼，文化消費與文化生產的協同發展共同成為我國文化強國建設的支撐手段。為了進一步推動文化消費高質量發展，就要充分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良性互動，充分推動文化生產供給側改革，充分挖掘人民群眾文化消費潛力。

第一，夯實公共文化消費，增強多方主體的文化資本。公共文化消費是文化消費的重要基礎和實現前提。公共文化消費包括公共文化教育、公共藝術展演、公共圖書閱讀、公共文化活動、公共非遺體驗等多種形式。公共文化消費的供給主體大多為公共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公共廣播電視臺、公共網絡平臺等多種公共文化設施和平臺，注重提供思想性、藝術性、人文性和意識形態性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公共文化消費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靠政府的財政手段，也可以開拓社會捐贈和企業贊助等多樣化籌資渠道，還可以通過志愿者服務、政府采購等手段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效率。拓展新型文化空間，積極引導景區、街區、社區、園區和商區等不同空間形態開展多種公共文化服務，創新財政資金的補貼方式，拓展在地居民、外地游客、設施使用者和產品消費者對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便利性和使用頻率。公共文化消費可以有力地增強個體、組織和行業的文化資本，有助于文化消費素養的全面提升。

第二，拓展數字文化消費，提高年輕世代的文化品味。文化數字化是國家推動實施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數字化手段重塑了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的要素、流程和結構，改變了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的成本、效率、收益和價值效益。數字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具有UGC（用戶生成內容）、PGC（專家生成內容）、OGC（機構生成內容）、MGC（機器生成內容）等特點，如今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驅動下，越來越呈現出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新特征。要采取審慎寬容的管理理念，以豐富性、多樣化和高品質、藝術性兼顧為治理原則，積極發揮5G、區塊鏈技術、NFT技術、智能終端設備等的技術賦能效應，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培育新國風、新國潮的數字文化產品，加強未成年人保護，提高Z世代消費群體的審美趣味和文化品味。

第三，打造新型場景消費，豐富實數融合的文化體驗。場景消費是一種“眼耳鼻舌聲”五感融合的新型消費形態，是一種全沉浸、高感知、強互動、超社交的聯覺消費形式。積極建設文旅元宇宙，將文化場館、文旅景區、特色街區、文藝活動等傳統文化消費空間進行場景化營造，通過VR/AR/MR等智能設備、虛擬制片工具和虛實融合技術，實現超級文旅場景的全新體驗效果。進一步增強場景敘事、環境敘事、空間敘事的內容創意能力，將文化主題、故事講述、五感體驗和技術賦能充分整合起來，實現藝術與商業、審美與生活、人文與技術、實用功能與社交情感的深度融合。

第四，促進文化融合消費，拓展創意賦能的文化價值。文化消費是物質消費基礎上的消費形態，是超越基礎型消費的改善型消費。人民群眾文化消費觀念的崛起大大拓展了文化消費的領域和范疇。文化消費行為不僅是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行為，也是傳統產品品質升級的賦能行為。文化融合發展推動了文化融合消費。文化融合消費者是一種創意生活體驗者，文化融合消費使得消費者獲得物質消費和非物質消費的文化體驗，大大提高了物質消費的精神品質，拓展了非物質消費的產品內涵。文化融合消費是一種創意消費，推動了城市更新和老城活化，推動了鄉村全面振興的產業融合和業態更新，實現了一二三產的融合發展，拓展了文化價值的創意衍生性、產業跨界性和區域協同性。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注：本文系江蘇省蘇州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文經濟學的蘇州樣本研究”（項目編號：J2023LX006）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繼霞、劉濤、霍靜娟：《中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質量時空格局及影響因素》，《經濟地理》，2022年第6期，第132-143頁。

②李紅艷：《主導者、回應者和游離者：移動傳播時代家族微信群的信息傳播研究》，《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8期，第5-14頁。

③陳旭光：《論互聯網時代電影的“想象力消費”》，《當代電影》，2020年第1期，第129頁。

④花建：《提升數字文化消費新機制——FCS研究框架、三大維度和提升重點》，《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第15-26頁。

責編/于洪清 美編/陳媛媛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