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個更好相適應”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黨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自覺運用和中國化發展。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重點，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更好相適應；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形成符合新發展理念的上層建筑，推動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以治理現代化為指向，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關鍵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三個更好相適應” 中國式現代化 制度體系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強調要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全會提出的“三個更好相適應”從深層次解析了改革的內在意涵，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準確把握，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需求，更是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遵循。
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重點，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更好相適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1]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基本動力，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足點，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具有著基礎性的意義。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基本原理的把握，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理論依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建構起更好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生產關系，更好地支撐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系統深刻闡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范疇，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因。一方面，生產力從根本上決定著生產關系的性質。馬克思指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2]生產力在社會矛盾運動中起著根本性和主導性的作用，一定程度發展的生產力決定了以特定形態出現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進步必然引發生產關系的改變。另一方面，馬克思也注意到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著顯著的反作用，他強調：“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3]也就是說，生產關系并不會自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動，具有著相對的穩定性和獨立性。當先進的生產關系充分適應生產力水平時，生產力就能夠最大程度得到解放和發展；反之當落后的生產關系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時，就會阻礙生產力發展，必須要用社會革命改變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匹配不是“一勞永逸”的，生產力的發展沒有終點，就決定了生產關系的革新也沒有止境。社會也正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持續的矛盾運動中不斷地發展。
發展新質生產力呼喚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不斷推動社會革命、正確改造和調整生產關系從而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中得出的一條重要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在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下，形成和完善了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生產力總體顯著提高，新時代發展生產力的目標從解決“有沒有”向著解決“好不好”轉變，迫切需要發展好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4]新質生產力深刻改變了傳統生產力發展的內涵、路徑和表現形式，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必然需要依托新型生產關系的支撐和推動。概括來說，面向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求，新型生產關系之“新”主要展現在：第一，側重創新驅動，以往勞動資料和勞動者的簡單結合形式已不能概括當代生產力的發展態勢，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在生產過程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需要對科技創新進行生產關系中的重新定位。第二，優化要素配置，新質生產力要求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經濟增長不再唯一依賴有形生產要素的投入，還包含知識、教育、技術培訓、組織管理等方面，意味著要調整生產組織方式與利益分配格局以提升這些要素配置效率。第三，引導產業轉型，新質生產力同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發展高度關聯，需要有相匹配的體制機制和發展環境保障公平競爭和創新活力。
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充分激發新質生產力的推動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5]明確了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主要目標是促進先進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集聚。要實現這個目標，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增強新質生產力吸引優質生產要素的“聚合力”。全會針對性部署要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等舉措，努力引導構建新質生產力的有利成長條件。其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提高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集聚的“流動性”。全會強調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此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提升先進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集聚的“助推力”。全會提出要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利用擴大的國際合作助力國內優質生產要素的發展，并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增強新質生產力發展活力、促進更廣范圍的要素流動與集聚。
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推動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6]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不斷完善各領域上層建筑，適應新時代經濟基礎的高質量發展要求，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邏輯。恩格斯對于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相互關系做過準確的總結，那就是：“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7]歷史唯物主義深刻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決定著經濟基礎的性質和狀況，上層建筑在這個基礎上與之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警句。政治、法律、文化現象都不可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而存在，都有其現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上層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具有相對獨立性，會通過政治體制、法律規范、意識形態等對經濟基礎施加影響：當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發展“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時，上層建筑就能夠極大促進經濟的發展；反之則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8]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相互關系原理是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也是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邏輯。在階級社會，統治階級控制上層建筑用以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只會有意識地促進自身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經濟基礎的有限發展；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上層建筑才能因其更廣泛的代表性，具有完善自身以促進經濟基礎充分發展的條件。國家制度是上層建筑的集中表現形式，完善上層建筑必然導向國家體制機制變革。
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經濟基礎的發展要求。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中國社會經濟基礎呈現的新變化；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是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發展的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依然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并指出：“歸結起來，這些問題都是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反映，是發展中的問題，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推動解決。”[9]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其內涵不僅僅是生產率的簡單提高，更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社會狀況的深刻轉變。要從粗放的發展方式轉向提質增量的發展方式，就必須充分發揮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促進作用，這對完善上層建筑提出了更高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意味著要從上層建筑“被動適應”經濟基礎轉變為上層建筑“主動引導推動”經濟發展，這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制度優勢”的題中之義。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就是要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更好更充分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發揮好中國共產黨領導、集中力量辦大事、人民當家作主、新型政黨制度等優勢，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高質量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環境，從體制機制上保障和促進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上層建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動態過程，必然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斷健全，新領域新實踐需要推進制度創新、填補制度空白。”[10]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突出制度建設這條主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說初步形成了適應新時代我國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體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建設依然是不變的主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提出聚焦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黨的領導等主要領域，繼續完善各項體制機制。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作出明確部署，即在經濟體制上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上聚焦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文化體制上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社會體制上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生態文明體制上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國家安全體制上聚焦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黨的領導體制上聚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新征程上，要緊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保持制度改革的前進勢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濟基礎。
以治理現代化為指向，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這一重要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的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的豐富發展，反映了新時代以來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重點關注的理論命題，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相適應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應有之義。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繼續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鮮明指向，促進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相適應是社會主義的內在意蘊。馬克思主義科學的國家觀闡明了國家與社會的科學聯系。一方面，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社會是國家的基礎并決定著國家的性質。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會都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而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11]國家是社會陷入不可調和的自我矛盾時產生的創造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國家產生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國家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恩格斯指出：“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12]在階級社會中，國家以一種超然姿態相對地獨立甚至凌駕于社會之上解決或調和社會自身無法解決的沖突與矛盾，因此國家在一定限度上主動對社會進行治理。對于資產階級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來說，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和國家權力的異化，宣稱代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利益的國家實際上成為了社會少數統治階級控制的工具，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處于緊張的對立之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主要表現為國家對社會的壓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為社會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國家作為階級沖突產物的這一身份逐漸淡化，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正在逐漸消失，國家最終將實現向社會的復歸，從對于全社會各個沖突階級的“管理者”逐步轉變服務社會全體成員的“治理者”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調解者”，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是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承擔的重要職能。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相適應既是要求、也是標準，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身屬性決定的。
新時代以來社會發展和治理情境要求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真正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靠制度，靠我們在國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質干部隊伍。”[13]面對著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個新事物，黨吸收以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在實踐中創造性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健康的社會發展有賴于科學的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的水平與社會發展的狀況緊密相關，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程度決定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始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鮮明指向，新時代以來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系統集成、全面深化，推動各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通過制度革新釋放出巨大國家治理效能，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黨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籌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制度能力。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一些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也會隨之產生，這就要求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社會發展的制約性因素和潛伏性風險有所增加；立足于新時代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就，人民群眾對于社會發展提出了更加緊迫、更加多樣的需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對于社會發展穩定和長治久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面向社會發展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根本上要靠制度建設，本質上是社會的良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14]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活力，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兩個重要指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導向。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其覆蓋的深度和廣度在世界現代化史上都是罕見的，考驗著黨在國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必須繼續依靠國家治理現代化，以治理現代化帶動社會各領域共同向現代化邁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部署覆蓋社會發展各領域、各層次、各環節，既突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又并不“唯生產力論英雄”，在人民民主、文化繁榮、社會治理、生態環保、國家安全、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一體謀劃頂層設計，進一步將黨、國家以及社會各項事務通過改革制度化、體系化、規范化，強化國家治理的系統動能、打通社會發展的滯塞節點。新征程上，要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推進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發展豐富成果能夠及時順暢地轉變為社會發展有利條件，不斷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將治理效能轉化為社會發展動能。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紀檢監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薛思齊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