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袁禮

2024年8月16日，第十六屆大國經濟發展論壇在湖南師范大學圖書館報告廳舉行，會議主題是“全球視野下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塔夫斯大學、塞爾維亞科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對外經貿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出席會議。湖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大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峣教授發表致辭。他指出，這次論壇將圍繞主題，聚焦創新中的技術變革與產業升級、大國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選擇兩個重點領域，開展有深度的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從而提出中國視角下的理論邏輯和政策思路。

創新中的技術變革與產業升級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史丹研究員探討新科技革命視角下產業發展的新趨勢。新科技革命正在對經濟社會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在此作用下產業發展呈現產業數字化、融合化、平臺化、綠色化四大趨勢。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新的理論問題需要研究：一是產業融合發展，改變了產業結構演變軌道，需要新的產業結構高級化評判標準。二是數字要素的邊際遞增是否存在收斂，若存在，收斂的條件是什么？三是數字化轉型對全球產業分工的影響及產業鏈協同與安全如何測算？四是數字要素與能源要素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如何制定更有效的數字化與綠色化協同發展的制度。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口研究中心教授、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院士Amelie指出技術創新與勞動力市場存在內在聯系：技術創新不僅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新職業和新產業，還能改變現有職業，增加對高技能、技術性和分析性勞動力的需求，創造零工經濟崗位，引發新型數字化勞動力市場出現。技術創新將使組織從常規的、重復的、機械化的工作轉向自動化和簡化流程，使組織從優化的運營、成本的降低和產出的增加中受益。

塞爾維亞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世界藝術與科學院院士Mirjana教授分析了數字化轉型與創造性破壞的關系。她指出，數字技術等新技術的實施往往會導致創造性破壞，使得既有產業和產品被創新產業和新產品所取代和顛覆。而未來創造性破壞的發展進程會持續受到新技術的影響。然而，如何解決創造性破壞進程中的適應、監管和倫理問題，將對創造性破壞未來的發展趨勢和經濟效應產生重要影響。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方紅生教授研究政府采購數字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采用2013-2022年城市面板數據，使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方法考察了政府采購數字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政府采購數字化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這一結論在經過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及多時點雙重差分異質性穩健估計等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機制檢驗表明，政府采購數字化通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強化采購監管兩條渠道，提高了采購效率，最終促進了經濟增長。

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院長孫堅強教授在管理浮動視角下探討做市商報價、央行調控與匯率形成的關系：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決定了境內外利差不僅受預期匯率變動影響，同時受做市商定價慣性、做市商的信貸風險溢價、外匯供需和買賣外匯價差收入影響。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楊子暉教授剖析氣候金融風險的沖擊影響、風險感知與政策應對：首先，我國氣候風險種類多，風險爆發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與突發性。其次，氣候風險對金融資產收益率與金融風險的驅動影響，在短期內，氣候風險易削弱投資者信心，加速恐慌情緒擴散或引發非理性現象。最后，企業環境投入的增加、社會責任的增強均能提升各類氣候風險政策對金融風險的緩釋、壓降效果。

溫州大學商學院黃劍教授探討了新質生產力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他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及外延，對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含義、特點、重要價值及其發展措施進行了系統梳理；提出新質生產力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通過發展民營經濟、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加強科技創新引領、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區域協調與城鄉融合發展，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大國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選擇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教授探究創新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創新能夠解決國際局勢驟變和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卡脖子”問題；另一方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其本質在于縮小貧富差距，以兼顧效率與公平。通過指標構建和實證分析發現，創新既能夠顯著提升家庭人均收入，即“富裕”效應為正；也能帶來不均等或“不共同”的下降，即“共同”效應也為正。創新實現“富裕”效應的機制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與新企業進入，而實現“共同”效應的機制是縮小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工作經歷、不同技能水平群體之間的收入差異。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教授圍繞美國產業政策邏輯與我國自主開放取向進行深度分析。他認為，我國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營造友好外部環境，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抓住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機遇，提升科技和產業國際競爭力。

美國塔夫斯大學經濟系Spolaore教授剖析了國際經濟互動對經濟表現的影響及內在作用機理。在某種程度上，國家規模和國際開放是相互替代的：大國擁有更大的國內市場，因此開放對大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低，而對小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則要高得多。然而，國際開放與不同規模國家的增長有關，因此大國仍然從國際開放中受益匪淺。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分析了國際開放和各國間經濟互動的決定因素，不僅包括貿易，還包括國際投資和技術創新的傳播。

湖南師范大學實驗發展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歐陽資生教授對大國經濟韌性進行測度與國際比較，選取全球47個國家為研究樣本，將其劃分為大國和小國。使用熵權法測算2006年至2022年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韌性、抵抗力韌性和恢復力韌性，發現樣本期間全球各國經濟韌性均呈增長趨勢。大國具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多元化產業結構和強大的科技創新實力，整體經濟韌性水平顯著高于小國，大國韌性提升主要由恢復力韌性推動，小國則更多依賴抵抗力韌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林躍勤教授梳理了金磚國家數字經濟產業發展與合作中的挑戰與應對策略。為推進金磚國家數字經濟合作及增強器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與治理中話語權和競爭力，我們要以技術自主開發能力、高水平標準規則制度創造能力、合作示范領導能力，為金磚國家深化數字經濟合作和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作出大國貢獻。

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袁冬梅教授分析數字化投入與高技能勞動力匹配對制造業大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影響,發現提高收入水平有利于吸納高技能勞動力，與數字化投入共同作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檢驗結果顯示，提高相對工資比有利于集聚高技能勞動力，優化勞動力技能結構能更好利用數字化投入強化研發投入水平、提高固定資本利潤率和庫存周轉率以及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削弱單獨增加數字化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作用，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