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新經濟形態，它是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信息網絡為載體，以數字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推動力的經濟形態。工業經濟時代向數字經濟時代的轉變，帶來了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深刻變化。解釋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現象新問題，應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為指導，著重研究數字經濟的基本要素、應用場景、規范和治理等內容，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研究范圍。

從工業經濟時代轉向數字經濟時代帶來經濟體系新的變化

近年來，我國迅速躋身世界數字經濟發展前列，數字經濟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數據顯示，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由2012年的11.2萬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53.9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40%，11年間擴張了4.8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10%。伴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系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主要體現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等方面。

生產力的新變化。數字經濟推動勞動工具數字化、勞動對象服務化、勞動機會大眾化，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數字技術加速發展，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開辟了經濟增長的新空間，塑造了經濟新形態。傳統經濟以生產活動為中心，資源配置的核心在生產環節，提高生產效率是核心目標。數字經濟則以研發和服務為中心，更加注重消費者的需求和體驗。數字化、網絡化創新平臺突破了傳統創新活動中消費者和研發者信息分割的情況，促使企業在產品開發、外觀設計、產品包裝、市場營銷等方面更加強調通過創新來滿足市場需求。數據要素通過與實體經濟的深度結合，在數字經濟應用場景的不斷驅動中產生價值增量。

生產關系的新變化。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的界限變得模糊，勞動關系的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一是不斷出現新興組織模式、新型市場形態以及新型治理模式；二是客戶、伙伴、云服務廠商形成共生共贏的關系，促進了組織平臺化和資源共享化；三是數智化生產工具的規模化應用，推動傳統生產關系向以人機協同為主要特征的新型生產關系演進，表現為“人—機”“機—機”和“人—機—人”等。

生產方式的新變化。數字化生產可以實現生產過程的智能互聯，實現消費鏈、供應鏈智能互聯，實現消費者和服務者智能互聯，從而能夠依據供求關系快速組織生產能力、快速做出產品。數字經濟以數字技術為基石，摒棄了傳統經濟形態標準化、規模化、模式化、效率化、層次化的特點，更多地追求網絡化、個性化、速度化。數字經濟將數據作為基礎要素，通過數據的收集、存儲、處理、傳輸和顯示，產生數字化的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可以作為直接消費品或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再次進入經濟體系，在向實體經濟滲透的過程中迅速提高生產效率。

經濟體系新的變化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新的要求

經濟學是用來解釋和指導經濟實踐的，數字經濟時代經濟體系新的變化，也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需要形成新的概念或范疇。首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根據勞動的復雜程度把勞動劃分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指出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數字經濟時代，創造性勞動日益重要，為此，除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劃分，還應劃分出創造性勞動和非創造性勞動，并確立創造性勞動和非創造性的換算原則，以充分肯定創造性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創造性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其次，數字經濟創造出大量新型資產——數據資產。與傳統資產尤其是重資產相比，數據資產無形、可移動，不僅更“輕”，而且具有更加重要的價值。再次，與傳統商品不同，數字產品具有高附加值、邊際成本趨于零等特征，被消費的數字產品通常是某種功能或作用，而不是有形的實物。人工智能產品與傳統商品也不同，傳統商品可以被單獨消費和使用，人工智能產品則需要使用并融合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和服務，才能提供相應的功能。最后，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的創新性、創造性結合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進一步提升了傳統生產要素的再生產能力。因此數字經濟研究需要更加注重人力資本這一范疇，更強調人力資本的再生產。

二是需要創新和發展生產力理論。生產力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力就是勞動生產力，是人們生產和創造社會財富的一種能力。生產力受多因素影響且動態變化，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生產力系統正在發生質態變革。一方面，信息、數據、知識和技術等成為重要生產要素，教育、科技、創造性勞動等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和完善生產力理論中關于生產要素的內容。另一方面，數字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面，它以數字技術為支柱，以數字產業為載體，通過數字技術的驅動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這一過程中，創新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亟須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新的生產要素在新的生產條件下所進行的創新組合納入進來。

三是需要創新和發展生產關系理論。數字經濟時代，生產關系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需要在理論上作出回應和解釋。首先，數字經濟時代生產關系逐漸趨向廣泛化、網絡化、平等化、智能化。網絡化生產是基于現代網絡技術、信息技術發展的分工合作型生產模式，跨越時間、空間，實現從生產資料、生產設計、產品制造、產品管理以及產品流通的分工合作，將串聯型的生產過程變為并列型的生產過程。互聯網發展使生產組織的關系更加平等，生產活動的主導權逐漸轉向掌握知識和技術的高素質人才，生產組織之間愈加呈現出平等共贏的合作關系。其次，交換關系逐漸多樣化、虛擬化。交換市場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實體市場，而更多地趨向于網絡化、平臺化、虛擬化。商家依賴網絡交易平臺推廣商品、提供購物指導和售后服務；消費者通過交易平臺快速收集目標商品的信息，在眾多商品中選擇質優價廉的商品自助形成訂單，并通過與物流公司和第三方支付平臺合作完成交換行為。互聯網市場的交易方式日益突破時間、空間約束，將多樣化的商品信息通過交易平臺呈現給消費者，對傳統交換模式產生強烈沖擊。再次，分配關系更加多元化，人們能夠通過多種渠道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取得收入的渠道也更多，形成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最后，居民消費需求逐漸從溫飽轉向追求品質效率，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消費，更加關注產品性能、購物效率、健康環保等因素，電子商務、直播帶貨等新產業帶動了新的消費方式，數字化操控、人工智能等現代數字技術為生產鏈條由大規模、標準化向小規模、個性化和定制化轉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消費者不再滿足于以往的大眾型消費，愈來愈追求體現個人特色的個性化消費。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取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加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這些重要論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創新發展、更好回答數字經濟的時代之問指明了方向。

從經濟思想史的演進看，歷史上每一次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帶來經濟形態的變革，從而推動經濟理論的創新。第一次科技革命提供了機械化的勞動手段，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了電氣化的勞動手段，第三次科技革命提供了信息化的勞動手段。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進入到智能化時代。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直面諸多新的變化和新的經濟現象，與時俱進進行理論創新。

基礎理論的創新方向。數字經濟沒有改變經濟活動的本質，經濟活動仍然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幾個基本環節。但數字經濟以新的方式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運行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在價值理論、財富理論、生產力理論、商品理論和再生產理論上不斷創新發展，以提高解釋經濟現實的能力。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價值創造、價值形成和價值分配方式都發生了變化，高端生產要素、創新、知識以及人力資本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需要進一步拓展勞動價值理論。數字經濟背景下，財富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積極變化，信息財富、知識財富、數據財富的地位日益突出，為此，應把數據財富、信息財富和知識財富等納入財富范疇，重視研究數據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地位和作用。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的創新方向。數字經濟帶來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新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加強對數字生產力和新型生產關系的研究。數字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深刻理解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的變化，以發展數字生產力為研究重點。同時，注重研究以人機協同為主要特征的新型生產關系、以虛實結合為主要特征的新型交換關系、以多元差異為主要特征的新型分配關系，以綠色共享為主要特征的新型消費關系。

研究方法的創新取向。數字經濟時代，新現象、新問題、新矛盾不斷涌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大量現實素材，也對研究方法的創新提出了要求。一方面，需要在科學抽象法的基礎上，采取經驗歸納法、案例分析方法等，分析新問題，研究新案例，形成新概念、建立新范疇、歸納新理論。另一方面，完善統計方法和統計體系。研究制定數字經濟統計指標體系，改進數字經濟統計調查體系，完善數字經濟增加值測算方法，為加強數字經濟統計數據在經濟形勢分析以及預測、預判、預警等方面的應用提供依據。

（作者：任保平，系南京大學數字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