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憲群（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古代史所研究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形成了一整套國家制度體系、治理體系與價值體系，統一的主流意識形態、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追求理想政治的觀念等，都是這套價值體系的深厚底蘊。

構建統一的主流意識形態體系

中華民族重視主流意識形態構建，注重以統一的主流意識形態同制度與治理體系相配合，有效維護了中華文明的長期延續。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主流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特色：

其一，重視歷史的傳承性。先秦的禮樂文明，在秦漢以降的主流意識形態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是構成秦漢以降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方面，歷代禮樂志書的編撰就證明這一點。先秦時期的“治理”思想與“治道”觀，在秦漢以后得到尊崇。先秦國家治理的“大同”“小康”社會思想，仍是秦漢以后儒家推崇的理想社會形態。先秦的民本、德治、法治、天下觀、自然觀等思想，在秦漢以后主流意識形態中也得到繼承發揚。

其二，重視與時俱進。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主流意識形態也會調整。從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儒釋道并重、到宋元明清理學等，隨著社會變化而呈現出新特點，包容吸收改造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內容進入主流思想。法家思想也始終沒有中斷。因此，歷代主流意識形態雖以儒學為核心，但是其他有益于國家治理的思想也并沒有受到完全排斥。

其三，重視與政治實踐相結合。中國傳統主流意識形態注重同制度與治理體系緊密結合，將主流意識形態思想體現的價值觀，落實在選賢任能的標準制定上、國家治理的具體措施上。按照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要求選拔官員、考核官員，制定國家發展目標與具體措施，使主流意識形態不流于空泛口號，而是與整個政治實踐相統一。

其四，重視與社會相結合。中國傳統主流意識形態以儒家思想為主體構成，其所包含的仁義禮智信以及天命論等基本價值觀，符合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特征。其所吸收的佛道思想中棄惡揚善、理想世界等內容，與受壓迫與剝削的下層民眾的精神向往不無相通之處。國家還注重扶持有積極意義的民間信仰，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補充。

提倡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體系

中華思想文化，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豐厚積淀，是五千多年文明的珍貴結晶，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和演進，形成了以人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價值體系。在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指引下，中華傳統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官方信仰與民間信仰互存、善于融合外來文化的突出特征。

基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文明隨之也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政治特征和文化傳統。歷經史前時期、夏商周三代的不斷發展，多元一體格局初步形成。秦漢大一統政治實踐推動著文化上的一統，漢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但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其它文化依然存在。隨著佛教傳入與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具有了儒釋道融合的特色，并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特征，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

歷史上的中國，在廣袤的地理空間中，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數十個民族文化長期并存，使中華文化始終呈現出色彩斑斕、獨具特色的文化圖景與精神川流。中華傳統文化是多元性與統一性的完美融合，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豐厚與多姿多彩。

中華文化歷來就有兼收并蓄的傳統。一種文化體系有沒有活力，有沒有發展潛力，關鍵看它是否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中華文化既然是多元一體的，那就說明它具有吸納外來文化的能力與胸懷。漢唐以來，不但在宗教文化，還在科技文化、物質文化上，都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豐富內涵。中華文化吸收了外來養分，多元文明匯合的特征越來越豐富，同時也顯示出中國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包容精神。觀念上的“和而不同”與實踐中的“會通融合”，塑造出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深厚特點。

對于民間信仰，中華文化同樣體現出兼容并包的特性。民間信仰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大多具有非官方性質，在信仰對象、信仰目的、信仰儀式上，都與官方宗教禮儀有一定的差異。當然，民間信仰與官方宗教禮儀也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往往能夠相互融合、互相影響。如有的政府官員，在政府活動中執行的是官方宗教禮儀，而在日常生活中尊奉的可能就是民間信仰；同時，有的官方宗教儀式就是在民間信仰的基礎上形成的。民間信仰也有多元性、兼容性特點。

中國古代民間信仰，一方面受皇權控制，呈現出服從于皇權、服務于皇權的世俗化特征，成為封建帝王除卻儒家經義與正統禮教之外教化萬民、鞏固統治的又一種重要的精神文化工具；另一方面，民間信仰又具有地域文化認同、族群文化認同、歷史文化認同的紐帶功能，在緩和地方社會矛盾、維護地方社會秩序、協調鄉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傳統國家注重扶持有積極意義的民間信仰，如媽祖信仰等，將其上升到國家層面，補充了國家治理需要。

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體系

中華文化自先秦時期開始就形成了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體系，這一思想主要體現是在國家治理的根本原則與價值導向的確立上追求崇高目標。

《尚書·洪范》首先提出了“彝倫攸敘”的治國理念，強調治國制度設計，應當順應常理，施行順遂。這一思想對周初“民本”“德治”等人本思想的萌發起到積極推動作用。民本思想在春秋時期的蓬勃興起，應當與“彝倫攸敘”的治國理念影響有關。探討“政”與“治”的關系在春秋時期已經很普遍，“治”是與“亂”相對立的概念，理想的“政”是“治”，而不是“亂”。如何達到“政治”？諸子百家各自都提出了獨特見解，但民本、法治、德政、公平、正義是其基本精神。春秋戰國時期，在對“政治”“治理”等概念的探討中，還形成對“治道”的探索。“治道”即國家治理之道、為政者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則，其概念與周初“彝倫攸敘”的思想內涵一脈相承。“治道”是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追求、選擇、確立、遵循合適的“治道”，在“治道”思想指導下治國理政，是國家治理的根本所在。“治理”手段與“治道”精神的高度統一，是中國治理的顯著特色。

中國傳統國家治理思想體系的價值追求還突出表現在重視道統與政統的關系處理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孔子開始的儒家學說重視思想的連續性與傳承性，道統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傳承過程，堯舜禹湯周就是儒家尊奉的理想政治模范。道統強調堅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仁義忠信作為立身準則，以中庸之道作為處事方法。儒家道統觀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根本秩序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為政者與士人應當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標。“士志于道”，就是儒者對人生的要求。“表彰六經”，就是為政者將體現在儒家經典中的“道”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王朝可以變，具體的制度可以變，但“道”不可變。

政統或治統，指的是政治傳統的連續性與繼承性。與追求文化與道德維護的道統不同，政統強調的是政治制度的連續與傳承。中國歷史上各王朝政權存在著民族之別、大小之分、地域之隔、正統之爭，但大都沒有脫離“政統”的軌跡。三代圣王的王道政治，是后世積極追求的理想政治目標，秦漢以來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是后世王朝普遍認可的現實政治形態。

道統統領政統。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道統說，不僅貫穿著對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也成功塑造出各歷史時期共同的血緣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和歷史認同。二十四史反映炎黃是被絕大多數民族所共同尊奉的祖先，無論是入主中原抑或割據一隅的民族政權，儒家文化都受到推崇。秦漢，尤其是隋唐以下，無論是漢族為主體建立的政權，還是以少數民族為主體建立的政權，都對中華歷史一脈相承的政統表示自覺認同與承繼，承認并尊重這個政統的歷史傳統。修前朝史制度的確立與延續，就是要以實際行為表明，在歷代王朝更迭之鏈中承繼前朝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政統傳承道統。歷代政權要在政統上尋找到自身的地位，就必須首先認同自己是道統的繼承者。因此，歷代士人在這種政治文化環境下，其政治、學術、人生價值取向，是積極向往、追求三代圣王政治，將自己擺放在政統與道統傳承的歷史舞臺中央，不斷增強自身的主體意識，以極大的政治情懷、文化情懷、使命擔當，承擔起對政統的批判、維護、構建、修正責任，將構建與道統相統一的政統作為目標。

道統塑造政統，政統傳承道統，二者互動打造出數千年共同的國家治理價值體系，使之在共同歷史文化認同的基礎上，緊密地凝聚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整體，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精神文化傳統。

中華文化自先秦以來傳承有序，廣納眾采，博大精深，與時遷徙，不僅與制度與治理體系相得益彰，更集聚了諸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永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