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超常規逆周期調節與逆周期調節是一脈相承的調節模式，兩者在方向上并無本質區別，但前者的政策力度較后者會更大。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是助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提振社會信心和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必然選擇。使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發揮“超常規”效果，不僅需要加大政策力度，還需要在政策的精準性、協同性和持久性上下更大功夫。

【關鍵詞】超常規逆周期調節 宏觀政策 經濟周期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2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守正創新、先立后破，系統集成、協同配合，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打好政策‘組合拳’，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要打好政策‘組合拳’。”其中，“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這一重要論斷釋放了2025年宏觀政策力度會更大的清晰信號，在提振廣大經營主體發展信心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進一步討論并準確理解“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含義，有助于我們更好把握黨中央關于2025年乃至更長時期經濟工作的總體思路和系統部署。

逆周期調節的內涵、實踐與效果

“超常規”是相對常規而言的概念，想要準確理解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含義，需要首先厘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內涵。

逆周期調節的內涵。經濟周期是各類宏觀經濟指標交替性擴張和收縮的過程。根據經濟指標的差異，可以將經濟周期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周期的表現存在較大差異，且由此對各經濟主體產生的影響也不相同。如在經濟繁榮時期，市場景氣程度高，企業投資生產需求旺盛，就業市場會處于較為活躍狀態，居民就業和收入也都有保障，消費需求也會進一步提高，多數經濟主體對未來都持有較為樂觀的預期。與此相反，如果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市場景氣程度低，企業投資生產需求也會隨之降低，進而會對就業和居民收入帶來不利影響，并最終使得整個社會形成悲觀預期。在此背景下，即使經濟周期是任何國家都不能避免的正常過程，但如果任由經濟過度擴張或過度衰退，將對各類微觀經濟主體的正常經營和整體宏觀經濟的穩定產生較大沖擊，這也就必然要求政府能夠對經濟周期進行逆周期調節。

從這個角度分析，逆周期調節就是通過逆向舉措對沖和消除經濟周期負面因素影響進而實現經濟平穩發展的調控模式。如在經濟衰退時期，各類經濟主體需求不足，政府進行逆周期調節的主要思路就是擴大政府投資從而增加國內需求，這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形成的主要邏輯，即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主張政府采用擴張性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如果經濟指標呈現過熱跡象，政府就需要通過收縮性的貨幣政策如提高利率或者準備金率，將過多的貨幣從生產流通環節回收至金融系統從而實現物價穩定的目標。可見，逆周期調節并非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新鮮事物，而是已有長期實踐和多種理論作為支撐的經典調控模式。

我國逆周期調節的形成與實踐。雖然沒有形成與逆周期調節直接相關的經濟學理論，但逆周期調節的思想在我國的經濟史上很早就出現了。如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提出了“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觀點，實際上就包含了樸素的逆周期調節思想。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始終保持長時期的中高速增長態勢，即使有一些小的波動，但都沒有真正改變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長期趨勢，這也使得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更多運用的是順周期調節和跨周期調節思路，對逆周期調節的使用主要集中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次貸危機等經濟增長壓力較大的特定時期，這些調節實踐都為我國逆周期調節模式的成熟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和有效做法。

然而，長期的高速增長趨勢是不能永遠持續下去的，經濟增長由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長階段轉型是不可避免的過程。與此同時，2008年全球次貸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深遠影響，雖然包括我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通過出臺宏觀政策暫時緩解了此次危機的沖擊，但長期來看，這次危機深刻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金融、貿易格局，對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國際分工體系帶來了較大沖擊，并最終顯著改變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動力格局，是我國經濟平均增速由2008年—2011年的9.8%逐漸下降至2012年—2015年的7.5%的重要原因之一。

顯然，正是因為這種增速的持續下降，逆周期調節思路的重要性開始逐漸凸顯。2013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要“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發揮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作用”，隨后“逆周期調節”這一概念多次出現于黨中央的重要會議和文件中，充分表明我國的逆周期調節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應對經濟下行趨勢的實踐中，我國經濟部門探索并構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常規逆周期調節體系，其主要內容如始終立足于穩中求進的宏觀調控原則，連續14年堅持穩健基調的貨幣政策及其包含的多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普惠性金融工具、定向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各類金融產品和工具，連續16年堅持積極基調的財政政策及其包含的對居民的消費補貼、對企業的減稅降費、對新產業與新基建的持續投資等做法，都是我國為遏制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所探索的重要政策舉措。

逆周期調節的實施效果。從實施效果看，逆周期調節模式幫助我國成功應對了全球次貸危機、逆全球化思潮、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負面沖擊，有力遏制了經濟下行趨勢，在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上發揮了顯著作用。

一方面，在經濟發展的“質”上，科技創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日益顯現。2023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33278億元，規模穩居世界第二，比2012年增長2.2倍；投入強度為2.64%，提高0.73個百分點，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躍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得益于長期高于平均經濟增速的研發投入增速和制造業投資增速，我國以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壯大，2013年—2023年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3%，已成為支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能。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的“量”上，2013年—2023年，我國經濟實現了年均6.1%的中高速增長，經濟增速連續多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國內生產總值（GDP）穩步攀升，2020年、2021年、2022年相繼跨越100萬億元、110萬億元、120萬億元大關，2023年超過126萬億元。2023年，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18%左右，比2012年提高約7個百分點，穩居世界第二位。2023年，我國人均GDP達89358元，較2012年實際增長84.7%，年均增長5.7%，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681美元，連續3年超過1.2萬美元，穩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①

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是助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提振社會信心和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必然選擇

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是助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顯然，與單一追求經濟增速和經濟總量的發展模式相比，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難度更大，需要破解的難點更多，這是因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必然要依賴具有原始創新能力的科研體系、具有前沿性和顛覆性的新型產業體系、健康且可持續的投資行為和消費市場。與這些要求相比，當前我國科研體系的原始創新能力與世界一流水平相比尚有一定距離，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從而進一步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是未來我國科研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產業體系雖然在局部領域已有重要突破，但仍面臨與部分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競爭；政府投資和居民消費正在復蘇，但與支撐國內大循環的要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因此，面對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長期目標，一些重要的基礎性領域可能面臨投入不足的問題，這會制約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

在此背景下，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更需要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對上述重要領域進行更大力度的支持。如針對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需要從健全居民收入增長機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產品質量等方面協同發力，通過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改善居民消費環境從而實現擴大內需的長期目的。又如針對地方投資下滑趨勢，財政政策需要明確重點支持的投資領域，建立符合經濟效益要求和財務標準的高質量項目庫，在加大財政支持力度的前提下，進一步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的使用方式，充分激發地方政府的投資活力。

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是進一步提振社會信心的必然選擇。經濟預期是社會各界對未來經濟形勢的綜合判斷，而這種研判又會反過來作用于當下的經濟形勢。這種相互影響的循環關系，是決定經濟發展穩定程度的重要變量。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如國內需求不足等挑戰，經濟增長新動能有待增強，這也使我國各類經營主體關于未來經濟走勢的信心有待進一步提振，部分經營主體和居民家庭的投資與消費活力有待進一步激發和釋放。

在此背景下，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意味著會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比如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將通過提高財政赤字率、擴大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規模、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大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等措施來加大財政支出強度，加強重點領域保障。同時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會發揮好總量增長和結構優化的雙重功能，通過適時降準降息、創新金融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因此，超常規逆周期調節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社會注入充裕的流動性，既能提振市場發展信心從而改善整體社會預期，又可直接為各類經營主體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從而有效緩解經營主體面對的各種壓力，使其能夠輕裝上陣并最終形成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必然選擇。從對外貿易的具體指標看，近幾年我國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外貿發展產業基礎、要素稟賦、創新能力日益增強，外貿新動能、新優勢不斷培育，以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和太陽能蓄電池為代表的“新三樣”產品的出口額在2023年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202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進一步增長，預計2024年全年貿易差額將逼近1萬億美元，創下新的歷史記錄，這充分表明外向型經濟是我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

然而，從當前各國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傾向看，“逆全球化”進程沒有放緩跡象，部分國家也開始傾向于本國利益至上的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對我國實施的科技封鎖和產業脫鉤政策沒有明顯弱化跡象，未來外部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外向型經濟的潛在風險以及與其他國家的競爭壓力可能都會增加。針對這一趨勢，及早實施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是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必然選擇，這既有助于夯實國內大循環的基礎，為國際大循環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又可為我國產業和企業“走出去”注入更強動力，為國際大循環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

使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發揮“超常規”效果，還需要在政策的精準性、協同性和持久性上下更大功夫

提高政策的精準性。通過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提高政策“彈藥”的供給量固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將充足的政策“彈藥”精準輸送至有需要的各類經濟主體卻并非易事。從過去逆周期調節的難點看，主要取決于政策的靈活性和差異性。

一方面，努力提高政策的靈活性。在當前的經濟局面下，需要找準制約經濟復蘇的普遍難點和長期痛點，明確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尤其要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會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的特點。如針對內需不足問題，在產業發展水平相對較低階段，產品供給不足和服務水平滯后，可能是造成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但當產業發展到一定水平，產品供給和服務水平已能滿足大多數消費者的需求，居民的收入因素可能會成為制約內需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這就必然要求政策調控能夠始終瞄準真正的制約因素，打通影響政策傳遞效率和效果的各類堵點，讓寶貴的政策資源能用在“刀刃”上，確保政策資源的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努力增強政策的差異性。我國不同地區發展基礎各不相同，即使面對同一個問題，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可能也會不同。因此，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也需要根據不同類型、不同地區、不同經營主體面臨的不同難題，分門別類地制定針對性的政策體系。如針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癥結，著力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針對制約發展的深層次障礙和外部挑戰，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針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瓶頸制約，推動新舊動能平穩接續轉換；針對企業經營中的關切訴求，加強政策支持和優化監管服務；針對重點領域風險隱患，持續推進風險處置。

增強政策的協同性。可以預見，隨著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思路的深入，各項政策都將提高調控力度，這不僅意味著這些政策在本領域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刺激效應，而且相互之間的交互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會越來越強。在這種情形下，需要從宏觀調控的全過程出發，立足起點、過程和終點三大環節，努力提高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第一，在起點上堅持“統”。一方面，各決策部門需要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總目標與子目標的關系，始終堅持以總目標引領子目標、以子目標支撐總目標，增強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統籌宏觀政策的決策過程。加快構建不同決策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明確不同宏觀調控目標的優先級，對宏觀政策相互傳遞和影響渠道進行深入分析，精準預判不同宏觀政策相互影響程度，確保宏觀政策疊加效應與總體目標保持一致。

第二，在過程中立足“合”。一方面，不同宏觀政策實施的力度要匹配。系統梳理政策調控的工具集和資源庫，對宏觀政策的調控目標與所需政策資源力度之間的關系進行長期跟蹤分析，在不斷提高政策資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確保宏觀調控效果。另一方面，不同宏觀政策的調控節奏要相呼應。充分利用輿論宣傳工具，實現不同宏觀政策在調控過程中的遙相呼應，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引導社會各界形成穩定且強大的積極預期。

第三，在終點上確保“效”。一方面，對宏觀政策的實施過程進行全周期、全環節、全領域的持續監測，按照政策所產生效應的強度和持續長度，科學歸類和深入比較分析不同輪次的政策調控過程，加快建立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資料庫，為政策調控提供更加全面的歷史和案例參考。另一方面，加快建立政策效果評估和反饋機制。基于不同領域宏觀政策的實際特征，綜合運用多樣化宏觀指標，科學評估每一輪宏觀政策調控的效果和有待改進之處，強化評估效果對下一輪宏觀政策實施的約束和指引作用，在良性的動態反饋過程中，不斷提高宏觀政策的實施效果。

確保政策的持續性。過去及當前經濟運行面臨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已充分表明超常規逆周期調節面對的是一個超常規的逆周期。在此背景下，無論是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還是有效應對國際發展環境的復雜變化并實現高水平安全，都必然要求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系列舉措能夠堅持長期導向，通過持續攻堅克難實現最終目標。

在超常規逆周期調節過程中，確保政策的持續性，一方面，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不斷優化黨領導宏觀調控的信息匯總體系、研究分析體系、決策體系和實施執行體系，使之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全面提高宏觀調控的戰略性、系統性、協同性，為增強政策連續性奠定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重視政策的落實情況。結合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目標和高質量發展要求，優化各地高質量發展政績考核辦法，進一步強化正向激勵，激發各級領導干部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充分調動基層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宏觀調控的系統合力，確保超常規逆周期調節能夠取得預期效果。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

【注釋】

①中共國家統計局黨組：《凝聚歷史性變革力量 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求是》，2024年第13期，第49—50頁。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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