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需全面考量、系統規劃的整體性工程，需要打破傳統行政壁壘、部門隔閡及行業界限，采取跨區域的綜合治理策略，深入協調上游與下游、干流與支流、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復雜關系。當前，長江經濟帶區域協同融通還存在一定不足，產業協同發展、城市協同發展、生態環境協同發展、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等都需要提升。針對這些問題，應加快推進區域產業梯度轉移、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構建全流域治理長效機制、構建創新驅動機制，以區域協同融通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關鍵詞】長江經濟帶 高質量發展 區域協同融通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長江經濟帶廣泛涵蓋了上下游、干支流網絡、河岸兩側以及湖泊、濕地等全流域的自然要素，同時交織著水路交通、港口建設、產業布局與城市發展等多個維度，形成一個緊密相連、互為依存的綜合系統。鑒于流域生態的整體性、系統性以及不可分割性特征，流域內的公共問題往往超越單一行政區劃的限制，也非單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所能治理應對。因此，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本質上是一個需全面考量、系統規劃的整體性工程。面對這一挑戰，需要打破傳統行政壁壘、部門隔閡及行業界限，采取跨區域的綜合治理策略，深入協調上游與下游、干流與支流、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復雜關系。這意味著需轉變以行政區劃為界限的傳統治理模式，通過資源的有效整合與優化配置，樹立“共生共榮、協同并進”的合作理念，促進上中下游地區間的優勢互補與協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把強化區域協同融通作為著力點，沿江省市要堅持省際共商、生態共治、全域共建、發展共享，增強區域交通互聯性、政策統一性、規則一致性、執行協同性，穩步推進生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當前，長江經濟帶正處于從依賴成本驅動的規模化擴張向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轉變迫切要求從“競爭對立”的傳統思維轉向“合作共贏”的創新合作模式，將區域協同與融合發展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與核心路徑。

長江經濟帶在區域協同融通發展上存在的不足與問題

其一，產業協同發展不夠。由于長江經濟帶覆蓋地域廣闊，各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成熟程度具有不均衡性，同時資源分布、產業分工等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地域特色與差異。這種多樣性雖為區域發展帶來了活力，但也導致了產業結構上一定程度的同質化現象，以及產業鏈上下游之間銜接不夠緊密，甚至脫節的問題。區域產業發展速度不均衡等問題較為嚴重。2023年，長三角區域（涵蓋上海、江蘇、浙江及安徽四省市）經濟總量成功跨越30萬億元大關，彰顯了強勁的經濟活力與增長潛力。盡管長三角區域作為長江經濟帶及中國制造業的領頭羊，展現了強大的經濟引擎作用，但其制造業同樣面臨著轉型升級的緊迫需求以及產業結構優化的艱巨任務。在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要克服既有產業結構中的不合理因素。與此同時，長江經濟帶的中、上游地區，由于歷史原因導致的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加之產業政策體系尚不健全，正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如產業鏈上下游協同不暢，產業層次整體偏低，以及基礎設施與配套服務體系的不足，這些都嚴重制約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和競爭力。從制造業布局來看，長江經濟帶呈現出明顯的“東密西疏”“東強西弱”的地域特征，這種不均衡的發展現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或將持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產業轉移的加速推進，上海、浙江等地的勞動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業、黑色及有色金屬冶煉等傳統產業，正逐漸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要求中上游地區加快提升自身承接能力，優化產業生態環境。然而，中上游區域在化學纖維、化學制造及交通運輸等關鍵行業上的集聚程度仍然較低，發展基礎尚不牢固，且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合作區域來引領和帶動整個區域的產業升級。因此，需要加大力度推動上海、浙江等發達地區的相關產業向具有合作潛力的中上游地區進行轉移，以促進區域間的產業協同發展。增強中上游地區這些薄弱產業的基礎建設與集聚效應，從而促進長江經濟帶內各省市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協同共進。

其二，城市協同發展不夠。根據長江經濟帶區域協同發展能力指標顯示，長三角地區遙遙領先長江經濟帶其他區域。但是，長江經濟帶其他城市總體協同發展能力得分較低，呈現東高西低、省會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較高的態勢，“核心—邊緣”結構特征鮮明。空間分布上，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城市的協同發展能力差異顯著。下游地區作為高協同發展能力的集中區域，以上海為核心，輔以南京、杭州等城市，形成一體化發展態勢，城市間協同水平均衡。中游地區則以武漢、長沙、南昌等省會城市為引領，協同能力較強區域沿京廣線和京九線分布，但整體仍有待提升。上游地區則普遍較弱，僅重慶、成都等少數城市表現突出，其余城市協同能力普遍偏低。總體來看，長江經濟帶內各城市群間發展水平不均，開放合作格局尚未有效形成，空間聯系受阻，協同難度較大，區域統籌聯動的長效性尚需加強。

其三，生態環境協同發展不夠。首先，長江全流域正面臨著一定程度的條塊分割挑戰，這主要體現在缺乏一個高效的高層次協調機制。省際間的溝通協同成本較高，導致跨部門、跨區域的聯動合作不足，進而在水資源利用、生態補償等關鍵領域引發了一些矛盾與沖突。其次，全流域的生態環境狀況尚不夠明朗，各類生態隱患與環境風險的評估工作存在不足。為了更好地保護長江生態環境，亟需構建一套完善的指標體系與基礎數據庫，以便全面、準確地監測和評估流域內的生態環境狀況，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最后，跨界治理機制與制度安排不夠健全。跨部門、跨區域間的聯動協同性依然較弱，傳統的分割治理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轉變。這導致流域內的合作容易流于形式，缺乏實質性，同時也缺乏硬性的約束機制來確保治理措施的有效執行。

其四，科技創新協同發展不夠。一是高端創新能力不足。對比長江經濟帶和東京、紐約等世界一流城市群，長江經濟帶的高校、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的創新實力，以及在科技出版物、專利等方面的創新產出能力，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高端創新能力存在短板。二是創新產出不均衡。長江中下游地區，特別在長三角地區擁有兩個國家科學中心，相對較多的高水平研究機構，且與國際的科技交流相較更密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能力遠超上游地區。此外，中下游地區創新服務機構，如科技中介、金融機構、法律服務、專利服務、會計事務所等種類齊全、職能完善；且眾創空間、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園區、技術轉移市場等載體數量多、功能強，中下游地區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也遠超上游地區。三是創新要素流動不夠暢通。長江經濟帶區域面臨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與地方保護主義的雙重約束，存在創新生態系統呈現碎片化，創新合作面臨障礙，創新資源流通受阻等問題。因此，需強化決策與協調機制的融合力度，促進各省市間人才、資金、物流、技術及信息的高效流動，確保創新要素的高效配置與利用。如果無法發揮創新要素的共享、集成和累積優勢，將會進一步制約長江經濟帶科技創新協同發展。

推進區域產業梯度轉移和區域合作，促進長江經濟帶產業協同發展

當前，長江經濟帶正面臨著一個關鍵挑戰：區域間產業鏈協同性不足。這一挑戰的核心原因在于，尚未成功構建出一個能夠覆蓋全流域的區域性全國統一市場調節機制。此機制的缺失，直接導致了產業梯度轉移與有序分工在長江經濟帶內部難以有效實現，形成了產業布局的碎片化狀態。此種狀況進一步加劇了區域內各地主導產業的重疊現象與同質化趨勢，不僅削弱了區域經濟的特色優勢，還限制了跨區域協同創新能力的充分釋放與深度挖掘。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需以構建長江經濟帶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為方向，以此引領并推動國內產業鏈的深度整合與梯度轉移進程。

一是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領域，長江經濟帶應著力構建以江蘇與浙江為“雙核驅動”的發展模式，充分利用兩地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制造方面所積累的傳統優勢與深厚基礎。與此同時，需進一步強化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中心城市的橋梁與紐帶功能，促使它們成為次中心合作區域的核心節點，并與上游地區攜手構建出一個層次分明、分工明確、優勢互補的制造業生態系統。該系統的建立，旨在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長江經濟帶內的有序梯度轉移與結構優化，推動產業布局的合理化與高效化，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二是在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領域，長江經濟帶應深度挖掘并充分發揮江蘇省作為技術高地與產業集群核心的優勢，以此為基礎構建輻射全流域的協作網絡，引領并促進湖北、江西、湖南、安徽等周邊地區的協同發展。這一策略旨在通過深化產業鏈上下游的銜接與合作，推動產業鏈條的延伸與整合，形成具有高度集聚效應與完整產業生態的產業聚集區。此外，應加大對長江中上游地區特色產業的扶持力度，特別是要增強湖北、江西在化學纖維制造業的競爭力，以及安徽、貴州在有色金屬與黑色金屬冶煉領域的優勢地位。通過政策引導與資源配置優化，促進這些地區特色產業的規模化、專業化發展，提升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影響力與話語權。同時，還應關注并提升重慶等關鍵節點城市在黑色金屬冶煉與木材加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與產業規模，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吸引上海、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的非核心產業向內陸地區有序轉移。加速制造業在長江經濟帶內的空間重構與轉型升級，推動產業向更加規模化、專業化、集群化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全面協同發展與產業升級目標。

三是在長江經濟帶的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進程中，應實施產業鏈整合與技術轉移策略，以增強自下游至中上游的技術滲透與協作效應。顯著提升安徽在電氣機械制造、專用及通用設備制造領域的產業競爭實力與規模擴張，同時加速湖北醫藥制造業、四川電子設備制造業、湖南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蓬勃興起，將技術創新視為驅動產業內生增長的核心要素。針對云南、貴州等地域廣闊、產業規模與技術基礎相對薄弱的偏遠區域，應采取差異化發展路徑，依據其獨特的產業基礎實施精準化的技術指導與合作交流策略。此外，應積極吸引并培育具備潛力的技術型企業入駐，通過“嵌入式”技術轉移模式，即將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直接引入當地企業，從而加速這些地區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跨越式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與協調增長。

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促進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

一是推動區域一體化建設。長江經濟帶亟須強化一體化發展進程，具體策略涵蓋：深化省際與市際政府間的協作機制，旨在消除行政障礙，根除行政性壟斷，全面廢止任何妨礙市場統一與公平競爭的政策條款；同時，需著力消除地域保護壁壘與市場碎片化現象，尤其要強化省際交界城市的互動與合作；構建基于統一規劃、利益共贏的新型合作框架，以此為長江經濟帶一體化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進而推動基礎設施聯通、營商環境優化及重大項目平臺的協同共進，實現全方位的深度融合與一體化發展。

二是推進分類施政，利益共享。在產業協同的版圖中，需構筑跨區域項目財稅收益分配機制，以促進跨地域項目合作的深化共建；進一步完善園區聯合發展的財稅激勵體系，以此激發合作動力，緊密區域聯動，加快產業轉移的高效步伐。針對“飛地經濟”模式，需設計科學合理的財稅利益分配機制，保障其穩健運行與可持續發展，助力欠發達地區跨越發展障礙。此外，確立企業遷移的財稅利益劃分準則，明確遷出地與遷入地間的權益關系，促進產業空間結構的優化布局。同時，在公共服務供給層面，應積極探求并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共享架構，該架構應囊括義務教育的一體化推進、醫療保險的跨域銜接等多維度機制，以期從根本上促進長江上游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顯著提升。

三是實現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三大城市群聯動。當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及《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等長江經濟帶相關戰略雖已啟動實施，但成效尚未充分顯現，其癥結之一在于沿江省市間缺乏有效聯動機制。經濟發達地區動力不足，難以發揮引領作用；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則因資源有限，號召力受限。鑒于此，迫切需要一個集國家戰略地位、發展實力于一身的區域作為突破口，推動長江經濟帶整體前行。而成渝城市群正是這一角色的理想擔當，成渝城市群的構建與壯大，不僅將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過剩協同化解、服務業與航運等領域的深度合作作為突破口，催化長江上游與中游城市群的協同開發進程，進一步加深三大城市群之間的聯動效應。此外，成渝城市群的崛起還將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在產業集聚與產業鏈構建上的互補與協作，有效遏制重復投資、產能過剩及不良競爭現象，進而提升整個城市群產業體系的綜合競爭實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四是促進長江經濟帶與“一帶一路”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亟須通過強化跨省協作框架與貿易協議框架，來進一步拓寬其開放維度，并深化城市間及區域內部的協同與融合進程。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內交通網絡布局與長江經濟帶的交通體系實現了深度整合，鐵路、水路及航運等多種運輸方式無縫對接、相互支撐，共同編織出連接中亞、西亞、歐洲乃至全球的高效貿易物流網絡。從產業發展視角來看，長江經濟帶作為我國工業版圖的核心樞紐之一，其針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貢獻顯著，特別是在2024年年初至五月底期間，長三角區域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占比高達全國總額的34.5%，位居全國首位，彰顯了該區域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引領地位，特別是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制造業的顯著帶動作用。此外，在信息與文化的交流層面，長江經濟帶內的多個中心城市在共建“一帶一路”的對接城市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極大地促進了信息與文化的廣泛流通與傳播，開創了人文交流的新局面，為構建更加緊密的國際合作與理解橋梁貢獻力量。

推進形成全流域治理長效機制，促進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協同發展

一是做好“共抓大保護”的制度安排。首先，清晰界定并堅守各類生態紅線，強化頂層設計，聚焦于生態屏障與生態廊道體系的構建，以最大化其在水源保護、土壤保持及生物多樣性保育等多方面的生態效益。同時，需細化生態紅線管理機制與保護措施，明確各級政府部門職責分工，實施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此外，通過修訂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為生態紅線提供堅實的法律支撐，并加速立法進程，確保法律制度的時效性與適應性。其次，應重視構建并執行具有前瞻性和管控效能的法律框架，旨在突破行政區劃的剛性壁壘，優化河湖長制組織架構，強化流域內生態環境的綜合保護、協同治理與聯合執法能力。推動治理模式向信息化、網絡化轉型，利用“互聯網+”與大數據技術賦能全流域治理，促進治理主體從單一政府向多方主體協同轉變，提升治理制度的包容性、參與性、協作性和系統性。加快流域生態補償立法進程，制定生態補償法，推動生態補償機制的法治化與常態化發展。完善縱橫交織的多樣性補償制度，借鑒江蘇等地成功經驗，推動長江經濟帶財政縱向補償與流域橫向生態補償雙向并進，構建生態補償體系的雙向驅動機制。鼓勵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流域下游與上游之間，通過資金補償、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養、共建園區等多種方式，建立有效的橫向補償機制。

二是重視多領域協同合作，提高環境保護水平。為了進一步推進長江經濟帶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軌道，核心在于深化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科技創新及交流服務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同時需強化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孵化及生態保護項目實施的統籌協調，確保各領域間協同發展、齊頭并進。具體而言，應推動沿江城市產業向生態化轉型，并促進生態資源有效轉化為產業優勢，同時攜手攻克綠色環保技術難關，特別是加大對5G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協同推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健康產業等新興業態的蓬勃發展。此外，需進一步優化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充分利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湖北及重慶碳排放權交易所等平臺，有效引導環保資本從經濟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流動。建立長江流域統一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完善區域內常規性聯合檢查機制、污染防治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機制等。

推進形成創新驅動機制，促進長江經濟帶科技創新協同發展

一是以創新驅動提高自身比較優勢。長江下游區域應持續強化其科技創新領域的領先地位，發揮引領與示范效應，輻射并帶動周邊區域，共同提升整體創新能力。通過優化科學教育與資源分配，深化科技協同創新機制，結合下游地區產業基礎的高級化轉型與產業鏈現代化進程，旨在將長江經濟帶塑造為攻克高新技術“瓶頸”問題的國家主力軍。借鑒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的成功模式，構建覆蓋全流域的產業科技創新協作平臺，促進流域內三大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間的緊密合作與聯動。聚焦于集成電路、半導體、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及工業基礎軟件等關鍵領域，實施產業基礎強化項目，加速突破核心關鍵技術。長江上游地區，作為西部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在西南及南向通道構建中占據關鍵地位。重慶與成都，作為創新資源聚集地，重慶與成都可聯手打造“長江上游科技走廊”，以研發轉化為引擎，驅動先進制造與新興產業發展，形成高端產業鏈條。同時，利用信息技術促進傳統產業轉型，提升技術，開發新產品，拓展市場，實現同質化產業向特色先進制造業的跨越，加強區域內產業互補與合作。

二是構建長江經濟帶協同創新網絡。為構建知識協同與技術創新的雙重子網絡體系，需明確以源頭創新為引領的知識協同網絡，專注于創新思維的孵化，同時構建技術協同創新網絡，聚焦于科技成果的實踐應用、廣泛傳播與高效轉化。在“鏈長制”的協同架構下，需深化長江經濟帶中心城市制造業的全鏈條整合，確保供需兩側的精準銜接，進而形成開放包容、橫向協同的產業分工架構與鏈條。上海張江與合肥作為國家級綜合科學中心，其在基礎科學研究與重大應用技術開發中的核心支撐作用應得到充分發揮。通過重大科學設施的共建共享，輻射帶動長江中游、上游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科技創新活動，實現長江經濟帶重大科技項目的聯合攻關；以長江經濟帶內“雙一流”高校為主導，促進不同高校之間相關學科的學術交流、科研合作、人才聯合培養，構建高校知識合作網絡，建設高校發展共同體。

三是發展雙向“創新飛地”。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背景下，飛地經濟呈現出從單一的“產業飛地”向“創新飛地”和“雙向飛地”轉變的趨勢，“創新飛地”建設已成為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方式。此轉變不僅促進了區域資源優勢的互補與優化配置，還顯著加深了科技合作的層次與范圍，對“發展共同體”的構建進程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為順應此變革趨勢，長江經濟帶內的開發區管理機構需加快轉型步伐，向開發運營集團模式演進，促進園區間資本的高效流通、相互投資及戰略整合，構建以大型開發區運營集團為核心的管理與服務網絡架構。同時，應增強大型企業及行業協會在跨區域供應鏈構建、產業鏈升級、創新鏈協同、價值鏈增值以及“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體系中的引領作用，促進創新要素與產業資源的有效對接。要積極推動我國世界級產業集群的培育與發展，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材料、大數據、云計算、量子科技、智能制造等關鍵領域，加速長江經濟帶世界級產業集群的孵化與成長，為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章屹禎、曹衛東、張宇等：《協同視角下長江經濟帶制造業轉移及區域合作研究》，《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0年第1期。

②韓峰、陽立高：《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如何影響制造業結構升級？—— 一個集聚經濟與熊彼特內生增長理論的綜合框架》，《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③閻東彬、王蒙蒙：《國家中心城市韌性的時空演進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中國式現代化視角》，《區域經濟評論》， 2024年第4期。

④曾剛、曹賢忠、王豐龍：《長江經濟帶城市協同發展格局及其優化策略初探》，《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年第8期。

⑤解學梅、韓宇航、俞磊：《如何跨越平臺創新鴻溝：平臺生態系統超模塊創新體系的價值創造機制研究》，《管理世界》，2024年第7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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