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 毛艷華
促進大灣區互聯互通的創新政策
2024年12月20日，澳門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和灣區經濟。”灣區經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一體化市場和要素便捷流通是灣區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國際典型灣區發揮強大集聚與外溢效應的前提條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實施5年多來，大灣區建設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實施“灣區通”工程，創新體制機制和完善政策體系，從“硬連接”“軟聯通”到“心融合”，促進大灣區互聯互通。
第一，粵港澳大灣區“硬聯通”持續升級。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要素便捷流動的重要支撐。因此，推動基礎設施“硬聯通”是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通過構建內聯外通、高效銜接的基礎設施網絡，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2018年9月，廣深港高鐵正式開通運營，標志著香港特區正式加入國家高鐵網，實現了與國家4.5萬公里高鐵網絡的聯通，每天有100多趟高速動車組往返內地和香港之間，進一步縮短了香港與內地城市的時空距離。在大灣區，廣州到香港之間的鐵路旅行時間最短僅需47分鐘，從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龍站僅需14分鐘，促進了大灣區融合發展。2018年10月正式通車的港珠澳大橋首次實現了廣東珠海、澳門和香港的直接陸路連接，極大地縮短了三地間的距離，使得三地的人流和物流更加暢通，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成為可能。截至2024年10月22日，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進出境車輛累計超1276萬輛次。2024年6月30日，超級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車，珠江口東西兩岸增加了新的通道，香港經深圳與澳門和珠海的陸路聯系更加便捷，推動更多的優質要素從東岸向西岸轉移擴散，對實現大灣區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大灣區“軟聯通”。針對粵港澳三地市場經濟體制差異和“三關稅區”跨境合作政策壁壘等制約大灣區要素便捷流通的體制機制問題，通過推動大灣區合作體制機制創新促進“軟聯通”，漸進式實現粵港澳三地經濟運行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不斷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促進各類要素便捷流動。在人流暢通方面，實現大灣區邊檢查驗模式創新，采取“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旅客只需“在一個大廳、排一次隊、集中接受一次檢查”，便可完成出入境查驗手續，平均通關時間僅需30秒，口岸通關效率大幅提升，大灣區三地往來更加快捷。同時，為便利大灣區人才從事科研學術交流活動，國家出入境管理局自2023年2月20日起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截至2024年8月，已為2.3萬余名高層次人才簽發了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實施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和澳門特區政府實施的“人才引進計劃”為大灣區人才“南下”提供了新通道，為香港與澳門經濟發展注入了新能量。自2024年7月10日開始，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國籍人員可以申辦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進一步促進了大灣區人員“北上”的便利流動，港澳居民對大灣區認同感進一步提升。
在物流暢通方面，粵港澳三地海關協同合作，持續推進大灣區貿易便利化，包括粵港澳“三地一鎖計劃”、跨界車輛信息管理綜合服務平臺、簡化綜合保稅區進出區管理等政策的落地，發揮了大灣區空港和港口的集群優勢，極大地便利了大灣區貨物流轉，提升了大灣區國際貿易通道的競爭力。以大灣區航空貨物便捷通關模式為例，創新性地將香港機場貨站的出口集拼、安檢、打板，以及進口拆板、理貨等核心功能前移至深圳前海、東莞港和南沙港等大灣區內地綜合保稅區，實現了跨境安檢前置，有效暢通大灣區內地綜合保稅區往返香港、廣州、深圳機場的物流，節省了跨境通關貨物二次倉儲、理貨、打板的時間，同時節約了約30%的物流成本，降本增效十分明顯。大灣區航空貨物便捷通關的改革舉措實現了內地綜合保稅區功能優勢和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運中轉角色的強強結合，促進了大灣區國際空運資源的互補性與聯通性，進一步發揮了粵港澳大灣區空港的集群效應，推動了各類新型貿易業態在大灣區集聚發展。
在資金暢通方面，《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擴大香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的跨境投資空間，穩步拓寬居民相互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渠道。五年多來，《關于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前海金融30條”“橫琴金融30條”等相關實施方案接續出臺，持續開展跨境理財通、跨境資產轉讓、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多功能自由貿易賬戶（EF賬戶）等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點，促進了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系列政策實施后，香港、澳門居民通過代理見證開立內地銀行個人賬戶，拓展銀聯港澳版“云閃付”APP、微信和支付寶香港電子錢包等移動支付應用場景，大灣區居民享受跨境金融服務更加便利。在重大合作平臺的港澳資企業可以開立多功能自由貿易賬戶，從境外母公司借入的資金匯劃手續變得簡單和高效，為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提供了重要保障。2021年2月5日，《關于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的諒解備忘錄》正式簽署，“跨境理財通”政策落地。一方面，為粵港澳大灣區較為強勁的雙向投資需求提供了正式的投資渠道，促進了大灣區雙向資金流動。對內地投資者而言，港澳市場提供了更多分散化、多樣化的投資渠道；對港澳投資者來說，內地市場擁有更加安全穩健的回報。另一方面，“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這一政策的落地進一步促進了離岸人民幣業務增長和資本賬戶開放，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在信息流通方面，促進大灣區信息跨境流通既是粵港澳三地數字經濟跨境合作發展的需要，也是服務國家對接和引領全球數字經貿規則積累經驗的需要。下一代互聯網國家工程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創新中心、國際IPv6根服務器先后落戶南沙，以數算協同的信息基礎設施支撐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創新中心聯合粵港澳三地重點高校和科研機構，共同發起了協同創新平臺，探索建立灣區數據跨境雙向流通機制，“數字大灣區”建設邁出堅實的步伐。
第三，大灣區創新創業促進“心聯通”。從國際典型灣區的治理經驗來看，灣區不僅是經濟共同體，更是人文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是因為灣區市場高度一體化和協同性促進了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便捷流動，提高了專業化分工與生產效率；人文共同體，則是因為灣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促進了居民的廣泛交流交往，提升了文化認同和民心相通。《規劃綱要》發布實施五年多來，橫琴、前海和南沙等重大合作平臺積極探索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運營模式，深化粵港澳三地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對接，開展“灣區標準”互認和職業資格認可，滿足大灣區跨境就業、跨境教育、跨境養老和跨境居住等需要，促進了“心聯通”。
在創新創業基地建設方面，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和南沙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等大灣區重大合作平臺創新創業基地的先行探索基礎上，廣東省搭建了“1+12+N”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基地體系，出臺了《廣東省促進港澳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就業創業條例》，不斷完善港澳青年就業創業公共服務，拓展就業創業空間，深化粵港澳青年交往交融，助力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截至2024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高水平建成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84家，提供場地、公共科研平臺以及政策講解、市場對接等服務，累計孵化港澳創業項目超過5600個，吸引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到內地創新創業，成就了港澳青年的創業夢想。
在稅負環境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三地的稅收制度、稅收政策和稅收管理等存在較大差異，宏觀稅負水平差異較為顯著。因此，推動粵港澳稅收制度規則銜接，拉平粵港澳三地的稅負差異，營造大灣區稅負趨同的環境，有利于促進港澳居民在內地創新創業。一是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對境外人才或港澳居民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15%的部分予以免征或補貼，實現粵港澳人才稅負趨同，有利于大灣區人才流動。二是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減按15%稅率征收，拉平與港澳最高15%稅率的企業所得稅稅負差異。三是橫琴“分線管理”各項稅收政策，打通橫琴與澳門進出“稅負墻”，最大限度實現了橫琴與澳門之間的稅負趨同，營造琴澳一體化的稅負環境。
在標準互認方面，粵港澳三地有關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企業事業機構立足實際需求，共同參與制定“灣區標準”，推動在產業政策制定、社會管理、檢驗檢測、認證認可、招投標等工作中應用實施。近年來，粵港澳三地公布“灣區標準”183項，涵蓋食品、中醫藥、養老、交通、物流等32個領域。例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規定，對在澳門審批和注冊、在合作區生產的中醫藥產品、食品及保健品，允許使用“澳門監造”“澳門監制”或“澳門設計”標志，為粵澳兩地深化產業鏈分工合作、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樣化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隨著運行規則和產品標準的有序銜接，琴澳產業聯動加速，目前在橫琴注冊的澳門生物醫藥相關企業已超過4000家。
在職業資格認可方面，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等9部門發布的《關于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職稱評價和職業資格認可的實施方案》指出，積極推動大灣區職稱評價體系、職業資格互認，為港澳專業人士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新創業打開了“大門”，促進了大灣區人才自由流動。截至2024年7月，累計已有超3900名港澳專業人士在大灣區內地執業，人才流動更順暢，促進了粵港澳三地各行各業開展深入交流、務實合作和融合發展。
在建設創新創業基地和推動標準互認、資格認可等創新舉措的同時，大灣區內地九市持續推進政策協同，推進粵港澳合作辦學、合作辦醫，加強生活配套服務，創新推動建立多層次融資支持體系，為在粵的港澳青年提供就業創業支持政策和綜合金融服務，讓港澳青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安心創業，生活宜居宜業。
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新態勢
《規劃綱要》實施5年多來，“灣區通”工程推動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逐漸縮小了粵港澳三地經濟運行體制機制和公共政策之間的差異，最大限度發揮優勢互補，消除差異造成的合作障礙，大灣區的分工效應、協同效應和規模效應不斷增強，大灣區經濟社會呈現全面融合發展的態勢，成為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第一，大灣區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體現了以開放促改革的基本經驗，通過實施“灣區通”工程推動體制機制創新，大灣區營商環境持續優化。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佛山等城市積極創新對港澳投資者的便捷服務方式。如廣州開通“穗港通”“穗澳通”一站式商事登記服務，創新推動開辦服務前移、離岸全程電子化辦理，便利港澳特區申請人在穗創業投資，快捷落戶廣州。珠海與澳門簽訂“珠澳通注冊易”協議，將企業開辦服務前移至澳門粵澳工商服務中心，設置珠海市“銀政通”智能服務一體機，實現跨境商事登記“境外一次申請、全程現場辦結”。珠澳“跨境通辦”服務實現政務業務“零出關辦理”。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牽引廣東加快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已成為大灣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第二，科技創新產業合作步伐加快。隨著粵港澳科技合作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推進，大灣區科研經費、科技人員、科技專利等創新資源跨境流動更為便利，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合作和科技產業合作不斷深化。圍繞構建開放型融合發展的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廣深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廊和深港河套、粵澳橫琴科技創新極點“兩廊兩點”架構體系持續完善，鵬城實驗室和廣州實驗室相繼布局，粵港澳聯合建設實驗室和重大科研平臺，香港科技大學（廣州）落戶南沙，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在橫琴設立研究院，與合作區15家企業建成聯合實驗室。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4年8月27日公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百強科技集群，“深圳—香港—廣州”集群連續五年位居全球第二位。在全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中，廣東區域創新綜合能力連續8年排在全國第一。粵港澳科技合作體制機制創新進一步促進了大灣區科技產業合作，大灣區內地九市產業體系健全、產業鏈條完整，而港澳則擁有先進的現代服務業、金融業和科教資源，粵港澳協同創新、優勢互補，大灣區形成了“香港研發、深圳轉化、東莞生產、全國銷售”和“澳門研發、橫琴轉化”“橫琴生產、澳門監制”的產學研用一體化模式。近年來，大灣區5G、集成電路、納米、生物醫藥四大產業創新高地建設穩步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蓬勃發展并逐漸成為增長引擎，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發展新動能持續培育壯大。
第三，民生領域合作不斷拓展。近年來，以“灣事通”綜合服務平臺建設為抓手，數字化助力“一個平臺暢行灣區”，推動大灣區泛公共服務融合互通，粵港澳公共服務逐步實現“三地同城、無感跨境”，大灣區民生領域合作不斷拓展，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更加便利。“灣事通”綜合服務平臺已于2023年12月21日在微信、WeChat（境外版微信）、支付寶以及服務香港和澳門居民的AlipayHK、MPay同步上線，覆蓋粵港澳大灣區所有城市，服務對象將近9000萬。首批上線的“灣事通”小程序超過100項高頻跨境服務，涵蓋跨境證件辦理、跨境流量、跨城交通、通關、支付、匯率查詢、銀行預約、就醫買藥、住宿美食娛樂等方面，為粵港澳三地居民提供一體一面、高效便捷的跨境綜合服務。隨著三地融合發展的制度化和便利化保障不斷完善，港澳居民“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成為常態，促進了大灣區文化交流融合，提高了大灣區居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第四，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提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目標。近年來，在大灣區珠江口由北向南，南沙大橋、廣深港高鐵、獅子洋通道、虎門大橋、深江鐵路、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橋等已建成和在建的跨江通道已有7條。大灣區基礎設施“硬聯通”推動構建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新格局，為打造環珠江口100公里“黃金內灣”，推進大灣區珠江口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隨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交通運輸高效運轉，大灣區的前海、南沙、橫琴、河套等重大合作平臺實現了地理相連，香港金融功能和運營服務的市場范圍更便利地延伸到中山、珠海和江門等西岸城市。不僅促進了東岸地區的科技、人才、金融等要素高效暢通地流向西岸地區，深化了大灣區東西兩岸在營商環境、文化旅游、民生事業、社會治理等各領域交流合作；而且在更大范圍聯動構建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共同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
第五，重大合作平臺“先行試驗”探索作用明顯。《橫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和《河套規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突破，通過重大合作平臺的制度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由于各項制度創新集中于開放合作平臺的區域，而非整個珠三角地區，因此能夠實施和探索相比整個大灣區合作更為領先的開放政策與措施，包括要素跨境流動、經貿和社會規則銜接、行業準入、合作體制機制、創新能力開放合作等領域。近年來，四個重大合作平臺針對各自功能定位，著力推進制度創新規則試驗，發揮“以點帶面”作用，推動粵港澳合作向縱深推進。橫琴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的海關特殊監管模式，成為內地自由開放的特殊經濟功能區；前海出臺全國首部投資者保護條例，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重要探索；南沙已落地期貨、航運、數據三大交易所，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揭牌運作；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勢頭良好，粵港澳協同發展新空間不斷拓展。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路徑
粵港澳大灣區在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的全新定位。圍繞“一點兩地”全新定位，縱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按照“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要求，更好推進粵港澳三地協同聯動，促進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不斷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第一，加快建設“軌道上的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硬支撐。基于國際都市圈建設經驗，隨著大灣區經濟規模擴大和人口集聚發展，城際軌道將成為大灣區城市之間通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應按照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目標愿景，進一步加大城際鐵路建設力度，加強與灣區內高鐵、普速鐵路、市域（郊）鐵路等軌道網絡的融合銜接，做好粵港澳三地軌道交通的對接，形成“軸帶支撐、極軸放射”的多層次鐵路網絡，構建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主要城市至廣東省內地級城市2小時通達、主要城市至相鄰省會城市3小時通達的交通圈，支撐不斷增長的跨境、省內和省際人員流動。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完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關鍵在于創新大灣區交通互聯互通的體制機制。打破各城市之間在軌道設計、票務制式和資金配置等方面存在的壁壘，推動大灣區交通設施的網絡體系、技術體系、管理體系、成本收益體系等各環節實現一體化。同時，加快數字技術的應用，推動大灣區各類公共交通設施網絡化，推廣“一票式”聯程和“一卡通”服務，形成“一張網、一張票、一串城”的大灣區交通發展格局。
第二，進一步優化大灣區營商環境。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有利于推進粵港澳三地全方位互聯互通。應發揮大灣區區位條件好和國際化程度高的優勢，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方面，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加快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制度體系，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增強在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功能，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適應大灣區產業分工和社會融合的需要，把握國家新一輪擴大服務業開放的機遇，積極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對港澳擴大開放，吸引各類創新要素便捷進入大灣區，釋放大灣區對流動人口和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持續產生更多的“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繼續推進“灣區通”工程建設，擴大“灣區標準”清單和“灣區認證”項目范圍，推廣“灣事通”綜合服務平臺，擴大“組合港”“一港通”試點，強化大灣區貿易、航運樞紐功能，提升大灣區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
第三，持續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區域市場一體化是大灣區實現要素流動、分工協作和協同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市場一體化不僅有利于促進灣區內要素便捷流動和資源高效配置，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也有利于實現產業優勢互補和分工合作，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因此，市場互聯互通水平顯著提升應作為新階段推動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目標。大灣區內地城市應持續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打通大灣區各類要素跨境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提升人員車輛往來、貨物通關、資金跨境、數據安全傳輸等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充分釋放大灣區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增強大灣區在全球范圍集聚和配置各類資源要素的能力。
第四，粵港澳協同發展新質生產力。粵港澳協同發展新質生產力有利于促進粵港澳融合發展，加快建設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示范地。圍繞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高水平人才高地等建設任務，高水平建設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南沙科學城等先行啟動區，促進高端科研資源集群加速成形，提升大灣區科技創新策源能力。完善科技創新合作體制機制，深化大灣區產學研資對接，形成“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區域協同創新生態鏈，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北上南下”雙向人才暢通，搭建高校研究人員、企業創始人、投資機構負責人協同分享的平臺，促進科技成果跨境轉化與應用，把大灣區豐富的科創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推動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升級，促進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與創新創業基地的協同聯動，為創新創業提供全流程服務，把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打造成產學研用一體化平臺。
第五，加快打造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要進一步發揮港珠澳大橋“一橋連三地”的獨特優勢，以跨境物流作為重點發展方向，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吸引更多企業和貨源經大橋開展跨境運輸。同時，發揮香港國際航運樞紐、資金、人才等優勢，深入開展碼頭業務、金融物流、戰略投資等各種合作，以國際物流組織中樞牽引珠江西岸的制造業供應鏈升級，將“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建設成為服務粵港澳大灣區、輻射粵西、連接內地大西南地區、促進國家東西部協作的經貿新通道。加快打造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還應進一步完善香港轉口食品的檢驗機制，設立香港預檢進口內地食品的“綠色通道”；同時內地應將更多低風險生鮮產品納入《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減少經港珠澳大橋中轉食品的檢驗要求，更好地發揮與“雙循環”跨境物流中心的協同效應。
第六，完善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治理制度。在堅持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便利、高效三個原則下，根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基于大灣區的特殊性和融合發展的實際需要，粵港澳三地政府應盡快制定有關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協商制定大灣區統一的重要數據目錄，擴大大灣區可流動數據的豁免范圍，通過良好的跨境數據治理構建共同網絡空間，發揮好跨境數據樞紐的角色和作用。粵港澳大灣區互聯網行業集聚效應明顯，數字產業發展迅速，擁有完善的數字產業集群，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先行陣地。應秉持審慎包容的原則，制定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加快大灣區數據要素的流通。既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數據賦能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融合發展；還可以發揮大灣區獨特優勢開展數據跨境流動的壓力測試，提高我國在數據跨境流動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第七，建立健全粵港澳區域合作體制機制。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依賴于運作更加順暢的共商共建共享的體制機制。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合作經歷了市場自發推動的“前店后廠”制造業分工合作階段、市場開放促使的服務業分工合作階段和規則銜接引領的融合發展階段。由于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不同制度和多個中心城市的合作，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面臨多領域的復雜問題，因此應建立健全粵港澳區域合作體制機制。首先，應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加強營商規則對接和社會管理制度對接，追求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條件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其次，應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探索開展粵港澳三地協同立法，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解決大灣區合作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破解制約合作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便捷高效流動。最后，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灣區居民最關切的事情出發，落實改善民生的各項舉措，促進跨境就業、跨境教育、跨境養老、跨境居住、跨境環保等高質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