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進一步激發經濟發展潛力和活力，穩定社會預期，增強經濟增長信心，有利于全面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增長。

· 我們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認識水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 一方面，優化市場環境，充分激發和調動各類經營主體的投資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真正讓企業家想干敢干能干成事業。

· 另一方面，增強領導干部干事本領，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引導、調節和規范的作用，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穩定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市場經濟 政府職能 高質量發展 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國家治理》：202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5年經濟工作進行系統部署，如何看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積極信號？

黃恒學：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國際貿易受阻，消費市場低迷。我國的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其中，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經濟面臨增長放緩壓力等是當前宏觀調控需要關注的問題。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有待提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緩等問題影響經濟增長。盡管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保持穩定，但也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消費者的消費預期相對謹慎，造成消費市場低迷。消費者信心下降和收入減少導致市場需求疲軟，企業對未來的市場需求和盈利能力缺乏信心導致就業崗位減少，這些情況均不利于市場發展。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應對這些困難和挑戰，力求于變局中開新局，努力實現經濟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闡明了2025年經濟工作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守正創新、先立后破，系統集成、協同配合”，并宣布了多項積極的政策措施，旨在穩定社會預期并增強經濟增長信心。政策包括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推進“兩重”和“兩新”項目，強調增進民生福祉、促進消費和增強經濟持久力。此外，政策還著力提振消費，通過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減輕其負擔，同時通過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創業和投資，并著重于解決資金流入市場的障礙，釋放住房需求潛力，針對重點領域、關鍵行業、城鄉基層及中小微企業實施就業扶持專項計劃。關于貨幣政策的調整，會議將基調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向市場傳達了積極的信號。這樣能確保市場流動性充足，并通過“適時降準降息”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有助于解決企業的融資難題和高成本問題，同時促進信貸增長和擴大國內需求。此外，應用創新金融工具將增強中央銀行的宏觀審慎管理和金融穩定性。會議還強調引導和支持金融機構重點做好“五篇大文章”，尤其是在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消費金融等領域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政策針對性與精準度。

《國家治理》：您認為我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和條件有哪些？

黃恒學：第一，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我國作為全球重要的經濟體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較大規模的消費群體和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具備強大的內需潛力。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鏈和基礎設施，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經濟增速相較于以往有所放緩，但橫向對比世界主要經濟體，其增長速度與發展質量依然位居前列。在推動經濟轉型和升級過程中，盡管不同國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強調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包括優化市場資源配置，明確政府邊界，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同時，調整政府職能更好地彌補市場缺陷，以及加大對教育和科技領域的資金投入，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等方式。

第二，政策制度保障有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出戰略部署，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為經濟中長期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年來，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關鍵領域風險得到有效控制和預防，社會整體保持穩定。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打好政策“組合拳”。從政策目標來看，各項政策要將穩和進統籌結合，只求穩或只求進都將導致政策的片面性。從政策內容來看，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針對適時的經濟狀況提出相應的政策要點，為了提高政策的整體效果，需要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和監管等領域的政策協同。完善跨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反饋機制，確保政策協同發揮最大效能。同時，將經濟與非經濟政策納入宏觀政策一致性的評估體系，確保政策制定與執行統一協調。

第三，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創新。根據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數據，2024年11月份我國經濟運行延續回升態勢，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升至50.3%，物流業景氣指數升至52.8%。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數字經濟與傳統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對新質生產力發展起關鍵作用。通過整合數據價值，優化產業布局和結構，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進程，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實融合不僅加快傳統生產力向更先進生產力轉變，而且還對各個生產要素，即勞動者、生產材料和生產對象產生深刻影響。

第四，改革開放持續推進。一方面，積極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定外貿和吸引外資。有序推進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逐步增強制度型開放的范圍，切實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效率，增加改革任務授權范圍。例如，加快實施海南自由貿易港核心政策。另一方面，積極拓展服務貿易、綠色貿易和數字貿易，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逐步推動服務行業開放，并在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擴大開放試點，不斷優化“投資中國”品牌建設。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項目深入實施，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

第五，社會大局穩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署，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政府始終將人民的幸福安康視為發展的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通過強化民生保障，提升公眾滿意度、幸福感及安全感。實行針對關鍵領域、主要行業、城鄉基層及中小微企業的就業支持策略，以促進特定群體的就業機會，充分保障靈活就業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確保產業和就業扶持政策得到有效執行，防止大規模返貧現象，確保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同時，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并大力擴展優質本科教育容量。推進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制定鼓勵生育政策措施。此外，發展以社區為支撐的居家養老服務，拓展普惠養老服務范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強公共安全的系統管理。

《國家治理》：就您本人觀察，在哪些方面對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向好有底氣和信心？

黃恒學：第一，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態勢不變。在改革方面，我國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高效配置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資源，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削減行政審批流程，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政務服務效能與透明度，全面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開放方面，我國深度融入全球化，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大力促進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時，不斷優化對外貿易產品結構，創新貿易方式，著力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不斷發展跨境電商等新興貿易模式。

第二，支撐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基礎和條件不變。我國4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和基礎，為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我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截至2024年9月，我國實有民營經濟主體總量超過1.8億戶，占經營主體總量的96.37%，同比增長3.93%，10余年間增長超4倍。其中，新的商業模式、產品和服務不斷呈現，極大豐富了市場供給，同時滿足了消費者日益多樣化、個性化需求，顯著激發經濟體系的創造力，助力經濟多元化發展。這其中涵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服務業以及新興科技創業企業，有效緩解社會就業壓力，促進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當前，眾多民營科技企業崛起顯著提升了我國整體科技創新能力，加速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第三，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夢想沒變。我國人民艱苦奮斗作為長期發展的條件和基礎不變，需要進一步激發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將潛力變為動力。我國始終堅定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合作共贏促進世界共同繁榮。為了更好適應新時代要求，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改革的信心和勇氣，攻堅克難，破除一切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弊端和思想障礙，加快推進和全面深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強化各項體制的系統協同和動態適應的頂層設計，激發社會發展的活力。

《國家治理》：您認為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路徑有哪些？

黃恒學：第一，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從而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充分認識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激發干事創業的內生動力。盡管我國擁有龐大的經營主體，但是各個地區之間的發展水平較大差距。因此，要充分激發地方主動性，鼓勵地方根據自身特點，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和路徑。例如，“后備箱市場”能為一些新興、小型的品牌或者手工藝人提供展示和銷售平臺，既能豐富市場商品供給，又能促進消費市場多元化。同時，發揮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主觀能動性，形成多元化、特色化的發展格局，借鑒其他地區成功經驗，保持自身特色，形成互補互助的發展關系，共同推動區域經濟多元化發展。

第二，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有效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政府在相關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規建設方面為社會經濟增長提供方向性指導。同時，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和競爭環境促進創新，有效激發經營主體積極性。在此過程中，政府應起到關鍵的引導作用，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障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市場職能在于通過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勵經營主體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并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的反應，調整自己的生產或消費行為，實現政府引導和市場配置有效協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與市場各自的優勢。在推動科技創新的過程中，政府能夠發揮其在組織協調和資源分配上的優勢，增強國家的科技能力。鑒于高風險和需要長期投資的科技項目面臨多種挑戰，如溢出效應、專利問題及發展的滯后性，政府介入變得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新興科技領域和產業路徑探索中，由于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投資風險，這些領域常常超出私營企業的承受力。因此，政府應通過直接支持和策略引導，促進關鍵技術項目研發，以確保科技創新不僅響應市場需求，還能在政府支持下克服起始階段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企業（包括生產企業、商業和金融企業）可以根據市場的價格信號以及供求關系變化自主進行經濟決策、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和自我約束，在經濟運作中擔當獨立的利益主體角色，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核心目標，遵循市場價值規律和競爭機制的調節，從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

第三，進一步發展國內資本和國內市場。充分培育、發展和保護國內資本和經營主體，優化市場環境，充分激發和調動各類經營主體的投資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發展和保護國內資本及經營主體，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礙生產要素市場化流動的障礙，有效促進土地、金融、人力、技術、管理等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同時，根據市場環境針對性制定措施，改善營商環境，從而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此外，開展全民投資教育，增強公眾對投資和市場運作的理解和認識，激發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進一步擴大國內資本規模，為經濟發展打下堅實的市場基礎。進一步發展國內市場，要激發消費活力，堅持以擴大內需為經濟發展核心，同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加強需求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創新驅動和高質量供給進一步引領并滿足國內市場的新需求。如發展低空經濟，低空經濟區別于傳統產業，具備產業鏈完整、技術含量高和創新要素密集等優勢，能夠顯著提升生產效率，提高生活質量、增強交通便利性，不僅催生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也為公共服務提供了新手段。此外，切實提升我國市場的消費活力和潛力至關重要，包括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推廣國民消費教育，倡導科學、健康、綠色、適度以及文明的現代消費觀念。這不僅需要制定并實施有效的消費政策，還要營造良好的現代消費文化，既能引導和激勵市場消費，也能避免過度消費和浪費。通過這些措施逐步建立一個強大而健康的國內市場，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導的新格局，并推動國內外市場相互促進，在更高層面實現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一體化。

第四，讓企業家想干敢干能干成事業。企業家既是創新的驅動者，也是供給側的核心參與者。在供給側結構調整過程中，各級政府需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為創新提供有利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積極構建創新文化氛圍。各級企業應持續改善科技創新人才的發展環境，形成以“市場為導向、技術為核心、正向激勵為策略”的科技創新架構，確保企業真正成為創新的核心角色。充分利用研發資助、稅務減免、信貸支持等科技創新政策，加強對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障，并在聯合研發項目中明確創新成果的權益歸屬，進一步完善創新激勵措施，提升科研團隊的創新積極性。同時，建立系統性支持框架，為更好激發國有企業家創新精神和增強其自主性，在指定政策上應為其提供一定的試錯空間，包括允許企業家在探索創新過程中承受失敗的風險，為他們提供必要的保護，在非故意或非惡意錯誤的情況下，企業家能夠得到合理的容錯待遇，確保企業家們承擔有限責任，防止因過度追責而導致創新精神受挫。此外，引入相應的“修正”制度，確保即使在錯誤發生時，也能迅速采取措施減少損失，避免國有資產大幅減值。該體系不僅需要明確錯誤界定的標準和責任承擔的范圍，還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監督和評估體系，從而及時發現問題并進行調整。通過這種動態的調整和優化，既保護國有資產安全，又為企業家提供更廣闊的創新空間。

第五，增強領導干部干事本領。領導干部應秉持正確政績觀并增強大局意識，以發展的視角分析問題，從政治層面對經濟問題提出有效解決路徑。政府的行動和決策應以增進民生福祉為核心，全力推進高質量發展。在政策制定與權力運用方面保持審慎態度，把握客觀規律，力求每一項決策和每一次行使權力都能為人民群眾創造更為美好的生活環境與發展機遇。高質量發展依托科技創新進步，面對外部風險，特別是金融風暴，領導干部需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維，準確預判各類潛在風險，并及時制定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根據當前的經濟周期，將穩定增長和保障就業作為宏觀政策的主要目標。通過優化政策協調，充分釋放政策的正向疊加效應，在合理提升信貸增長速度的同時適度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采訪人：《國家治理》雜志編輯 張 凡。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9ZDA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略

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