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執行院長、教授、博導 于春海

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更好地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總供給和總需求、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等五大關系，這標志著對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的進一步深化。這五大統籌是對近兩年來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理論、框架、范式所進行的討論的全面總結，也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轉型和再定位的重要標志。不斷深化的規律性認識，為做好未來的經濟工作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也為更好地應對困難和挑戰，努力把各方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發展實際，提供了重要的著力點。以此為指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25年的九項重點工作任務。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確定的2025年工作重點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體現的正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高效統籌，是對所掌握的經濟規律的科學運用。

對消費需求制約因素的認識

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依賴于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和平均消費傾向。近年來，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快于人均GDP的增長。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GDP之間的較大差距，意味著國內生產過程所創造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并沒有轉變為居民的購買能力。再分配過程未能改善家庭收入占比偏低的狀況，從住戶部門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看，2022年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住戶部門占比為62.2%，在可支配總收入中住戶部門占比降為60.8%。這一比例界定了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的上限。在這背后是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的過度傾斜，原因在于要素市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體系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除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我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同樣也偏低。2023年，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為0.68，低于2019年前的水平。究其原因，首先，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問題。醫療、養老和失業等社會保障的不足導致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抑制了居民消費傾向的提升。其次，是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始終在0.4以上，當前仍然接近0.47，這主要體現在勞動收入不平等水平較高、勞動收入份額占比較低。2013年以來，中國收入前20%群體的平均收入是后20%群體的10倍以上，且并無明顯縮小態勢。2023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數是39218元，中位數卻只有33036元，這意味著大多數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達到平均水平。收入分配向低消費傾向的高收入群體傾斜，必然導致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偏低。最后，城鎮化進程的不完善進一步壓低了消費傾向。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66.2%，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卻只有48.3%，兩者的差異對應著巨大規模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在獲取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依然存在障礙，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謹慎性儲蓄動機尤其強烈。

按照粗略的分類，農產品、礦產品和制成品等通常歸入貿易品，服務業產出因可貿易程度相對較低而通常被歸入非貿易品。2008年以來，我國國內貿易品供給相對過剩和非貿易供給相對不足的狀況得到了改善，但是依然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差異。根據2020年的投入產出數據，剔除建筑以后，國內供給中貿易品占75.6%、非貿易品占24.4%，國內消費支出中貿易品占44.6%、非貿易品占55.4%，消費占國內總使用的比重在22%左右。在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的戰略導向下，消費占國內總使用的比重將不斷提高。與資本形成和中間投入相比，消費支出更加偏向于服務，消費占比的提升將導致國內總使用中的服務占比提高。沿著這個變化方向，國內總使用中對非貿易品的需求比率將會不斷提高，非貿易品國內供給不足的狀態進一步加劇，這將對國內消費的擴張構成強約束。

在給定國內供給結構的情況下，將會出現服務相對供給不足和產品相對供給過剩的狀況。受制于服務的國際貿易成本，難以通過服務進口來滿足國內對服務的超額需求，特別是與民生福利聯系較為緊密的生活服務需求，比如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因此，在給定國內供給和支出結構特征的情況下，消費增長將受到國內供給越來越強的約束。隨著居民收入增長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改善民生福利的要求和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將越發強烈，這表現為對高質量、高品質和有保障的生活的追求。居民消費增長將是包括數量增長、質量提升和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維度的動態變化。居民消費增長所受到的約束將會更多，不僅是前述的服務供給的數量不足，更是高質量產品和高品質服務的供給不足。所有這些都是供給側的結構性約束。

夯實居民消費長期增長的基礎

在新的發展時期，為了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國內總供給結構要適應消費需求結構的動態變化，這是實現國內供給和國內需求之間高水平動態平衡的基礎。為此，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戰略，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機結合在一起，以此實現國內供給和國內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為了突破國內居民消費增長所面臨的多重約束，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戰略方向。

就擴大內需而言，兩者結合的重點不是簡單地擴大國內消費品的供給能力，而是高質量消費品特別是非貿易品的供給能力。通過體制機制上的變革和創新，完善市場的制度基礎和支撐性條件，更好地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這樣才能有效促進供給結構的調整和完善，推動高質量、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增加，從而提升供給體系對居民消費需求的適配性。

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通過制度變革和結構調整，還有助于創造更多的高質量就業，進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就業和收入的穩定性，從而減少居民的謹慎性儲蓄動機。通過完善要素市場、改革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改革收入分配體系，提高工資性收入比重，降低居民就業和生活的不確定性，減小收入差距，這樣能夠同時促進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傾向的提升。總之，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從收入、消費傾向以及供求適配性這三個渠道同時發力，推動我國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潛力的增長和消費潛力的充分釋放。

國內供給和國內需求之間的高水平動態平衡，絕不是要形成封閉的國內循環，不是要求國內供給和國內需求的完全重合。受制于資源稟賦條件和技術水平，國內供給的動態變化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完全跟隨國內需求的動態變化，兩者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差異，特別是結構性差異。這個時候更需要依賴對外貿易的作用，通過出口解決部分國內供給的市場實現問題，通過進口彌補部分產品和服務的國內供給不足。

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是應有之義。特別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通過進口來增加國內高質量、高品質和多樣化的產品與服務供給。高端產品和高品質服務的進口，要求的不僅僅是市場的開放和準入，更對國內市場的規范和秩序，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和市場競爭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就要求完善進口體制機制，推動市場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的國內外銜接，全面實踐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

大力吸引高水平外資企業來華投資，在華建立分支機構并在當地提供高端產品和高品質服務，這能夠直接增加國內高端產品和高品質服務的供給能力。與此同時，國外高水平企業的進入，通過競爭效應、示范效應以及與國內企業的直接合作，能夠顯著提升國內企業的供給能力和品質。綜合在一起，共同促進國內供給結構的調整和完善，推動高質量、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增加，從而提升國內供給體系對消費需求的適配性。這在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時，也有助于推動我國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增長潛力的充分釋放，進一步完善國內市場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主導作用。同樣，為了吸引高水平外資企業的進入，要求的不僅是提高市場開放和行業準入，更涉及從行業準入到生產經營、再到市場準入和競爭、收益分配乃至行業退出的全流程的規則和秩序，也就是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基本內涵。

對經濟規律的深刻認識和科學運用

在實踐中，對于總需求動態變化規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首先，是從總量到結構的變化，關注到總需求中內需占比過低、外需占比過高的失衡問題。其次，是逐步深入到內需的結構問題，關注到內需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以及由此導致的投資與出口互動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至此，分析的重點轉向居民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問題。適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居民消費成為重中之重。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深化對居民消費動態變化的規律性認識。居民消費受到收入水平、消費傾向和供給結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政策實踐中，不能就消費論消費，而是要從這三個方面共同發力。這不僅指向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等影響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的因素，而且指向投資結構和供給結構等既影響就業和收入、也影響供給種類的因素。

為了提振居民消費，需要的是一個整體性、系統性解決方案，包含的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更需要體制機制創新和變革。在收入、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促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愿和層級。換言之，這就是用民生建設促進收入、用收入增長促進消費能力和意愿。促進重點群體就業，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通過增加就業和提高保障來實現收入增長和信心提升。在供給方面，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大服務消費，促進文化旅游業發展，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滿足多元化、個性化、高品質的服務消費需求。進一步擴大服務領域對外開放，既能直接增加和豐富服務供給，也能夠促進相關改革深化，夯實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基礎。通過提振消費和提高投資收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這指向的是消費與投資之間的互動關系，要在有效益投資與有潛能消費之間形成良性互動。

提振消費位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2025年九大重點工作之首，這凸顯了消費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意義。這既體現了對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深刻認識，也體現了對新形勢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規律的深刻認識和科學運用。一旦把工作重點之一定位于消費問題，就必須深刻理解居民消費需求動態變化的底層邏輯和深層規律。居民消費是就業、收入、保障和供給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需要整體性、系統性解決方案。這就要求統籌總需求和總供給，一體化考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戰略，從供給、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協同發力，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為實踐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引。只有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并以此指導經濟政策實踐，才能掌握發展主動，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