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政績
抓黨建工作要突出帶好隊伍，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政績，高標準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抓業務工作要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根本遵循，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做到敢于擔當、勇于作為。
抓黨建工作要突出帶好隊伍，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政績，高標準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抓業務工作要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根本遵循，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做到敢于擔當、勇于作為。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的戰略高度，反復強調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對人才事業發展和人才隊伍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針對不善于發現人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尋覓人才求賢若渴，發現人才如獲至寶，舉薦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盡其能”；針對不善于用好人才，他呼吁，“大膽使用那些才智出眾而又個性特點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立足“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人才”，著眼開發利用好國際國內兩種人才資源，以一種具有宏大視野和博大胸懷的人才觀，統領我國人才事業發展和人才隊伍建設，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為我們做好新形勢下的人才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南和基本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人才工作，把增強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的人才意識的任務放在首位，提出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也非常重視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當前人才的挖掘和利用，重點是開發創新人才，根本是構建制度體系，關鍵是提高黨管人才水平。
人才是富國之本、興邦大計 千秋基業，人才為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我國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也是一個智力資源大國，我國13億多人大腦中蘊藏的智慧資源是最可寶貴的。知識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來。 ——2014年6月9日，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 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越...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才新思想的主線是“怎樣是優秀人才，怎樣識別優秀人才，怎樣把優秀人才用起來”。優秀人才的標準與形象必須能夠滿足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時代要求。優秀人才的識別與培養重點應當遵循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切實讓優秀人才發揮出積極的作用，為社會和國家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干部隊伍建設的新要求、新標準呈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一是重新回歸我們黨干部隊伍建設和作風的優良傳統，要求黨員干部對黨忠誠、個人干凈、敢于擔當；二是緊緊抓住“關鍵少數”，強化了對“領頭羊”和“領頭雁”的政治要求、紀律要求、作風要求；三是強化了制度法規的建章立制。
十八大以來，我國的人才理念開始發生了轉變，海外人才工作也伴隨著人才工作思維的轉變迅速轉變。從長遠發展來看，目前的國際人才引進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國際人才管理和服務的體制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人才尤其是創新人才應該具有自由的本性，而人才的創新活動恰恰是人的自由本性的體現。因此，培育人才要有包容不同、容忍失敗和接受“無用”的寬容精神，凝聚人才要有對人才的誠敬心態和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
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是以實踐的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人類的實踐活動從本質上來講，就是人類社會的生成和發展的歷史性活動。整個人類活動，如果我們要進行分類的話，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認識世界，另一類是改造世界，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講的“知”和“行”。認識世界不是目的，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但是，有效地改造世界必須以正確認識世界為前提。也就是說，為了更好...
青年人肩負著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重任，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關鍵時期，只有邁穩步子、夯實根基、久久為功，才能把“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偉大藍圖一步步地變為現實。所以加強人才培養，不但要橫向鋪開，還要縱向貫穿，必須從少年兒童的教育培養抓起。 推進人才培養的偉大工程，必須認識到該項工程具有時代性、整體性和系統性的特點。在新的經濟歷...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建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新體制新機制，就要讓體制適應人才發展，從人才管理轉向人才治理；讓市場決定人才發展，簡政放權方能釋放活力；讓社會服務人才發展，建立市場化、社會化的人才管理服務體系；讓法治促進人才發展，營造人才管理法治環境。
調查時間：2017年5月上旬至下旬 數據來源：對于所建立的指標體系中的客觀指標數據，主要通過統計年鑒或wind數據庫來收集；對于主觀指標數據，主要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收集，共回收問卷10501份，有效回收率為92.1%。
潛規則是官場腐敗的催化劑，是官員腐敗的護身符。這種誤黨誤國的官場潛規則不改，即使在高壓反腐形勢下，官場邊反邊腐和官員邊腐邊升的現象仍然難以根除。為堵住腐敗官員以潛規則獲利之路，就必須在全黨營造“講政治、懂規矩、守紀律”的氛圍，強化廣大黨員干部的規則意識，嚴格遵守明規則，堅決破除潛規則。
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不僅有利于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的深入，對于解決人民群眾實際問題也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要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應從黨性思想教育、避免“人治”干擾“法治”、健全“四位一體”的監督體系、擺正“明制度”消除“潛規則”、基層政治生態建設等方面著力。
注重群眾公論是評價干部德的有效方法，干部德行的好壞和優劣，群眾最有發言權。網絡民意是群眾通過網絡表達的意愿和訴求，要把網絡民意與干部德的評價結合起來，發揮網絡在干部德的評價中的綜合作用，提高網絡在干部德的預防和警示方面的特殊作用。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如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意義重大。對基層黨組織來說，重點要提高基層干部工作能力，這是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大計，也是新時期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
黨內問責制是我黨嚴于律己、從嚴治黨的一項創新舉措。只有依托黨內問責制，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戰略，才能提升干部隊伍的黨風作風和精神活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效能性，為我黨強化執政能力、創建服務型政府、更好帶領全國人民投身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提供制度保障。
隱性腐敗難以根除，必然會增加我國反腐工作的難度。針對隱性腐敗難以消除的深層原因，只有提高薪酬、加強監督、提升道德觀念、優化績效評估“四管齊下”，才能有效防治隱性腐敗。
集體腐敗不僅是指腐敗官員之間的窩案聯合，更有可能上升為一個地區甚至全國的腐敗，形成腐敗文化。而為了遏制這一現象，不僅要從法律等正式規則上進行規制，還要從非正式規則上入手。
“千城一面”降低了城市的對外吸引力，削弱了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更重要的是，缺乏個性的城市文化，抹殺了人類文明變遷過程中應有的多姿多彩。要避免“千城一面”，首先要革新城市建設理念，要敬畏歷史，尊重城市成長規律，做到以人為本。
2015年2月，《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的推出，對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提升警力效能，更好地推進公安工作，必須迎難而上、改革創新。要實現警力逐步增長，就要向制度要警力，向科技要警力；補充輔助力量，發掘社會潛力，剝離非核心警務活動。
構建新型社會治安治理體系，就必須在體制層面整合自治、法治、共治的優勢，在操作層面以社區為基礎組建秩序發展平臺，以警力為骨干組建要素控制平臺，以信息為載體組建動態共享平臺。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從技術上給予了公眾發聲的可能性，促進了公共權力的上升。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型，要健全網絡法律規制，樹立服務意識，加強全社會的媒介素養教育，重視發揮社會力量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從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慈善組織與政府的合作治理，是建立在優勢互補基礎上的。創新以政府主導、慈善組織合作參與的多元主體治理模式，要完善預案演練對接，創新體制機制，建立信息交流平臺，加強溝通協調，發揮資源互補優勢，促進專業分工。
城市化進程的“快速化”會帶來社會管理職能缺失、市場經濟協調不暢和資源性矛盾等問題。要基于多中心理論觀點展開社區公共安全治理體系構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市場機制、社區功能，保障城市化進程的順利推進。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處在轉型階段，不確定性、風險性等因素增加，社會組織迅速發展，提高了危機治理效能。應加強法律體系建設、建立協同治理合作方案、建立信息交流與溝通平臺，推動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為公共危機治理開辟新思路。
網絡“審丑”是信息時代快速發展之下的產物，是網絡時代下的特殊用語。網絡“審丑”現象的發展，顛覆了網民的審美觀、道德觀，不利于網民人格的健全發展。基于此，要從美育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主流媒體三個領域入手，矯正網民畸形“審丑”觀。
在現代信息化社會，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媒介傳播更為頻繁。新媒體視域下的網絡傳播，存在網絡傳播從業者道德規范不健全、社會不良思潮的負面影響、網絡監管機制缺位的問題。要優化我國網絡傳播活動，應健全網絡傳播行業道德規范體系、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強化網絡傳播的外部監管職能。
在互聯網時代，輿論引導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網絡滲透分化、國內深層次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網絡疊加呈現、網絡輿論引導機制體制不健全等諸多挑戰。為此，要把握原則規律，增進輿論引導實效；完善應對機制，夯實輿論引導根基；健全方式方法，掌握輿論引導主動權，全面提升網絡輿論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為從根本上規范樓市健康發展，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理念，調控政策要尋找到控風險與穩增長的契合點，關鍵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市場規律的房地產長效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房地產調控中存在的問題。
新型城鎮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科學、靈活的財稅體制作支撐。構建起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發展相匹配的財稅制度，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夯實財力基礎；科學劃分責、權、利，發揮“兩個”積極性；改革融資模式，拓寬投融資渠道；強化“以人為本”理念，提高財稅政策的保障力度；強化支農惠農政策，加快“三農”現代化發展進程。
21世紀新科技革命是20世紀后半葉科技革命的延續與拓展，整體上關聯科學革命而聚焦于技術革命，同時影響到新的產業變革。由此引發的產業變革具有四個突出的特征：生產方式側重制造數字智能化；能源結構以可再生能源互聯網配置為主體模式；應對生態環境的危機成為產業變革的重要動力；生命科學成為開拓新型綠色產業文明的重要基礎。
作為我國外貿領域日漸興起的發展模式，供應鏈這一模式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在目前“逆全球化”的背景下，現有的外貿管理體制無法適應新的發展趨勢，必須制定更加完善的扶持政策，突破目前的發展瓶頸。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以及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還將進一步加速，社會各界對于“人民幣的崛起”始終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人民幣崛起意味著人民幣需要更多地承擔儲備職能，不僅需要以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金融業的開放為基礎，而且需要制度保障和政治伙伴。
為了確保跨境電子商務可以實現順利發展，需立足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現狀，對我國電子商務的政府監管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從而提出可行性較高的改善措施，包括創新原有監管方式、提高通關效率，完善法律政策、加強對經營主體的規范管理，搭建公共信息平臺以及加快完善社會誠信監督機制等，以期進一步促進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的健康發展。
互聯網時代的當下，法治政府建設仍面臨一些問題。未來的法治政府建設要“因地制宜”，及時創新監管理念方式，尋找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創新工作機制，發揮科技力量在破解體制障礙中的作用。
新發展理念對法治政府建設確立了新目標，也是識別法治政府存在樣態的重要形式標準。把新發展理念納入法治政府建設的進程，有助于明確法治政府建設的具體路徑，提升法治政府建設的能力和水平。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而推動法治國家的建立，需要黨員干部發揮帶頭作用，需要黨員干部形成法治思維，需要其在依法辦事能力上進行優化。
近年來，食品安全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地方政府應該在食品安全監管中主動承擔法律責任，進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監管中的法律體系建設，從責任追究到具體法條設定都應該按照科學、合理的原則進行設定，要加強地方政府監管法律責任落實，通過擴大責任追究范圍、完善責任追究程序、建立長效機制等措施手段，來提升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監管中的作用。
打擊環境污染犯罪是保護環境最為有力的措施。環境污染案件相對復雜，調查取證存在一定困難。同時，我國現有法律對環境污染相關罪名的界定并不清晰，造成環境執法部門和刑事司法部門都具有管轄權，相關法律之間的銜接明顯不足，從而滋生“以罰代刑”現象。
企業在市場經濟中處在主體地位，其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不僅需要企業主要負責人的道德覺悟，也需要科學合理的法治來予以引導與治理。因此，在經濟法學視野下探索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舉措，有助于引導企業實現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四個自信”是立足當代中國現實、回應實踐發展需要的政治宣言，彰顯了我們黨執政的成熟與信心。 全面梳理和研究“四個自信”與浙江實踐的諸多內在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勵精圖治、積極進取、勇于創新、敢闖敢干，從偏于江南一隅的資源小省一躍成為了在全國領先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強省，走出了一條具有鮮明浙江特點的發展路子，被譽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等生、模范生。2016年，浙江省全年地區生產總值46485億元，保持了7.5%以上的增速，人均生產總值83923元，均...
要引導國民充滿“道路自信”、堅持走好“中國道路”，可以從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功經驗中獲得重要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要讓法治內生于“道路”；再次要進一步提升國民素質；最后要促進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較快發展和國民福祉的持續改善與提升，彰顯中國道路的優越性。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民在實踐上進行了偉大的創造，在理論上也進行了偉大的探索。實踐讓浙江人民增強了理論的自信；同樣，理論也讓浙江人民增添了實踐的自信。實踐與理論的相互交融與比翼雙飛，是創造浙江發展奇跡的真正秘訣。浙江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為豐富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添加了眾多的理論素材與理論源泉，也為全國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啟迪、思想方法和實踐樣板。
在取得經濟社會文化全面進步的同時，浙江省在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在基層和地方發展協商民主方面進行了重要探索。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入闡述了新的時代條件下為什么要堅持文化自信，以及如何堅持文化自信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為我們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動指南。實施“八八戰略”以來，浙江省從文化大省邁向文化強省的生...
江永縣作為省級扶貧重點縣，貧困人口占全縣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近年來江永縣通過精準調研、精準施策、精準發力，狠抓扶貧攻堅，找準精準扶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針對性的措施，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黨委在辦學實踐中，立足辦學傳統和辦學優勢，以“雙一流”建設為導向，在積極推動“五個環境建設”落地見效過程中，全面貫徹落實全國高校思想政治會議精神要義，促進學校實現內涵式、跨越式發展。
在馬克思之前，對自由的探索主要體現為兩條進路：一條是從擺脫束縛出發的外向型進路，一條是從實現“自我”解放出發的向內型進路。兩條進路遇到的困境表明，自由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尋求溝通主體與限制的紐帶，馬克思認為這一紐帶是實踐。馬克思以實踐為切入點，提出自由不僅是人的使命，也應落腳于人的解放，自由應還原為自由時間。
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一種適合于中國的語言范式、補償性思想資源和精神內涵。通過推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的表達優勢和精神優勢，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創新，有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播在話語表達方式的創新與優化方面，仍顯滯后與不足。意識形態工作者應研究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建設邏輯及話語傳播規律，優化意識形態話語表達方式，貫通政治話語與學術話語，打通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融合理性話語與情感話語，融通對內宣傳與對外傳播話語，提高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影響力和認同度。
高校思想政治輔導員專家化，是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的關鍵之策，是提升高校學生事務管理水平的現實之需，以及培養德才兼備、全面發展人才的長久之計。而社會環境、學校環境以及輔導員個體矛盾等多重不利因素，制約了輔導員專家化的實現。只有不斷建立健全選拔任用體制、教育培訓體系和激勵機制等，才能源源不斷地涌現出專家型輔導員。
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內容對于青年塑造正確的價值觀意義重大。積極學習和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需要政府、學校、社會組織、家庭共同發力，營造良好的大環境，提供更多平臺和機會，培養青年主動學習的興趣，并通過修養家風來潛移默化地影響青年，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成長環境的日趨復雜，價值選擇的日益多元化，使得青年價值取向出現選擇性困惑。在新媒體時代，要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中國夢引領青年價值觀；優化互聯網和新媒體發展，重新形塑青年價值結構；構建社會支持體系，為青年成長提供保障，以此引導青年樹立正確價值取向。
推動并強化京津冀文化體的觀念和意識，對京津冀一體化具有重要的文化認同作用、氛圍營造作用、共識形成作用。京津冀一體化，從當前發展趨勢來看，已經從經濟一體向綜合一體發展。
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不應該忽略文化協調的作用。三地協調中，有多種價值觀會發揮重要作用，但和諧的價值觀是核心的，它要求三地在建構一體化過程中，既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強調地區之間、人際間的和諧，同時并不否認差異化的發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離不開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內在邏輯的一致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建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超越和升華。這種升華體現為新型國家觀念的升華、新型社會觀念的升華和新型個人價值觀念的升華。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十分豐富，凝練了中國精神的內核，也寄寓著家國天下的宏闊理想愿景。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于培育個體堅定的政治信仰，塑造個體崇高的道德情操，展現個體突出的實踐價值。
墨子砥礪前行、安邦治國、濟世利民的智慧思想和理想情懷，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對于當下學習貫徹落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不斷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增進人民福祉有重要啟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斷推進我國新聞傳媒的發展。新聞媒體一方面要全面反映時代變遷，記錄時代的變化；另一方面要通過正確的輿論導向引領和加速社會發展。輿論導向對社會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代在人口的管理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從社會分工的固定化到適應人口流動的政策調整，貫穿了明代大部分時間。其人口政策從理想化到面對現實，經歷了從限制到放開的過程。明代能夠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因時制宜地調整人口政策，為明代中期以后的社會繁榮與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魏文侯是戰國初期魏國崛起的關鍵人物，也是史學大家司馬光非常推崇的治國明君。魏文侯用人，既能夠禮遇有加、君臣相長，也能夠用人不疑、人盡其才。在他的領導下，魏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在當時都居于前列，成為戰國初期當之無愧的第一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