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文：全球治理的中國理念
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的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迫在眉睫，大勢所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同樣也關切著人類振興，大力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努力構建中國的和諧社會的同時，也呼...
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的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迫在眉睫，大勢所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同樣也關切著人類振興，大力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努力構建中國的和諧社會的同時，也呼...
制度自信是一個國家的民眾對自身制度的認可，是對制度績效的一種積極評價，這種積極評價是建立在客觀的制度績效基礎之上的。決策效率、執行效率和最終成效都是制度績效的有機構成部分，決策效率的高低影響著制度績效。在當前的語境下，“制度自信”中的“制度”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整套相互銜接的制度體系，不僅包括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
只要牢牢守住中國制度的優勢，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方式和實事求是的原則，那么中國一定會不斷發展進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一定會如約而至。
中國的制度優勢在靜態上表現為合力，能最大限度集合全社會力量。中國的制度優勢在動態上表現為接力，能前赴后繼為共同目標而奮斗。我們要堅持合力和接力的優勢，同時克服強制和僵化的劣勢。我們要通過繼續努力完善制度，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包容性的合力、發展性的接力。
中國決策機制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中國決策機制能夠融合精英決策與民主決策的優點，從而保證決策的高效率與代表性。中國決策機制能夠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從而保證決策程序的科學性。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遠見卓識的政治智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出重新定位。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富有自信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這就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增強制度自信提出了新依據、新任務、新要求。
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關鍵階段。進一步增強制度自信，就是要在思想上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在行動上以巨大勇氣“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理論上深刻認識當代社會主義實踐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在實踐上百折不饒地推進“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制度自信的“底氣”都源于一個社會所追求的“價值合理性”，而價值合理性是一個指涉“政治意識形態”的話題。因此，“制度自信”說到底是基于意識形態的“價值自信”。這就是說，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信念，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堅持和確信基礎上的。
增強制度自信最大的挑戰，就是通過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為全球范圍內最后戰勝資本主義和實現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不懈努力。
西方決策機制的核心原則是“多數人同意”。這樣，利益集團的功夫就下在制造“多數人”上。謊言、假情報、造謠是每次國家大事決策的前奏，多數人不明真相、盲從流言，錯誤決策就在所難免。西方決策的弊端，凸顯了西式民主的弊端。
西方決策機制過程中冗長、繁瑣的辯論、投票、表決、復議，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各方利益集團之間博弈與制約的直接結果是政府決策效率低下，嚴重制約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下，西方政治體制的衰落，從其決策效率每況愈下，決策中民主與公正的偽善性、反科學性方面可見一斑。
近年來，西方多黨制國家內部日益頻繁的黨派斗爭造成了決策效率低下等弊端，其后果不僅貽誤國家發展時機，同時也損害了國民的福祉。冗長辯論、缺席點名、“牛步戰術”和議會暴力四種多黨制國家議會斗爭的具體形式，充分反映出多黨制導致決策效率低下的內在機理。
作為目的的民主與作為手段的民主之間并不互為充要條件。作為手段的民主，如全民公投、競爭性選舉以及政治協商等，其初衷的確在于為其他的所謂“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寬容、多元和法治等提供制度性的保障。然而，民主可能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多數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手段并不必然實現民主的目的。
雖然聯邦制國家的存在有其歷史和現實合理性，但聯邦制存在著兩對無法克服的矛盾，即聯邦中央與聯邦成員、聯邦成員與聯邦成員之間的矛盾。聯邦制面臨著既要維護聯邦統一性，又要尊重地方多樣性的兩難處境，特別是面對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沖擊，面臨著難以擺脫的現實困境。
西方決策效率低下，大多數人更多是從制度上和政治經濟上去尋找原因，而西方國家決策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傳統。西方文化具有個人主義至上、對立思維、缺乏通融等重要特質，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些文化因素導致了決策效率的低下。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認識、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開始，初步確立了與發展新常態相關的經濟政策體系，形成了以新常態為總邏輯、新發展理念為總引領、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總核心、穩中求進為工作總基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構成了“習近平經濟學”的理論支柱。
報銷腐敗是一個老問題，這些年來也一直在治理。報銷腐敗主要包括五種類型，其中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最為常見。從其行為的性質來看，把報銷腐敗定性為腐敗是準確的。報銷腐敗問題仍然突出的原因有多種，需要綜合施策來治理，主要治理措施包括：要作到懲治全覆蓋，要繼續嚴格財務管理制度，要進一步扎緊關住權力的制度籠子。
媒體監督越來越成為影響國家和地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社會力量，也越來越成為影響領導干部成長進步的重要因素。現如今，接受媒體監督已不是愿不愿而是怎樣接受和如何作為的問題。因而，要學會適應它、享受它。
農村基層干部是推動農村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村基層干部作風的規范，不僅關系到基層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而且關系到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因此，必須積極完善相關制度、深入學習與實踐、堅持走群眾路線、加大監督力度，推進農村基層干部作風建設。
當前村官腐敗的覆蓋面較大，牽涉面較廣，案件涉及的金額呈上升態勢，這主要是由于責任落實不嚴、監管不力，以及內部監督體制不健全等。因此，必須建立地方監督機制，保障國家財政安全，促進國家的穩定與長治久安。
新時期要更好踐行群眾路線，就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深化群眾工作中的民生服務工作，優化黨員干部溝通機制，從而構建群眾路線長效機制，以服務群眾的實效取信于民。
公民參與廉政建設是民主法治建設、政府實現善治及預防腐敗的重要手段。各級政府應該正確認知公民參與廉政建設的作用，培育公民的參與意識，提升公民的參與能力，拓寬民眾參與的渠道，建立并完善公民參與廉政建設的激勵及保障機制建設。
人民論壇課題組圍繞中國公眾關于人才和人才工作的認知現狀，通過線上和線下兩種途徑，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當前“中國公眾的人才觀念”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對人才戰略理論來源和實踐基礎的認知，對人才特質、識別、培養等相關問題的看法與評價，對人才觀的了解和評價以及影響公眾人才觀念的因素等。希望通過本次調查，摸清當前中國公眾的人才觀念狀況，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創新當前人才工作的對策建議。
隨著人口流動和老年贍養脫離的常態化，“老漂族”的出現具有某種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老漂族”也面臨諸多風險以及挑戰。其中，漂族老人需要引起高度關注的突出一面是精神養老問題，無論是安養、樂活還是善終，理想養老的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對精神養老的關注和考量。應著力在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的指引下，構建“自我養老為主、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為輔”的多支柱養老模式。
在老齡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逐漸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多數人在一定意義上生活在了被知識鴻溝、媒介鴻溝、信息鴻溝、組織鴻溝和情感鴻溝隔絕的“孤島”上。為此，政府和全社會要一起行動，努力消除隔絕老年群體的鴻溝。
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現實，對我國社會養老問題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在信息化時代，面對社會養老模式發展滯后的現狀，應結合系統自身功能開發、參與主體管理及老齡受眾接受度這三個要素進行綜合化考量，構建我國“互聯網+社區養老”O2O新模式。
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漸突出和傳統家庭結構的變化，空巢老人所占比例正在不斷增加。如何在社會轉型時期探索適宜空巢老人的養老模式，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現實課題。將社會工作融入空巢老人養老模式中，將會為解決空巢老人養老問題提供有效途徑，同時也將有助于提升養老服務的品質。
中國城鎮化道路是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引導，展現出多樣化的形式，具有四化同步、兩手并用、以人為本以及集約發展等多項特點的一種新型城鎮化道路。未來一個時期，推進城鎮化，要以提升城鎮化質量為戰略方向，以促進農民市民化為戰略重點，以體制創新為戰略保障，逐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模式。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現實意義更為重大。立足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需分析經濟新常態下新型城鎮化的特征，探索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新路子。這就需要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差距，發展新型城鎮化模式，科學規劃城市建設，健全相關工作推進機制，以保障城市和諧快速發展。
城市化、信息化的疊加，深刻改變了農民的觀念。面對利弊兼有的雙重影響，應建立城鄉聯動的培訓平臺，發揮外出人員的引導作用，幫扶農民進行就業、創業，從而以更新的觀念推動農村的社會轉型與經濟的高效發展。
提高精準扶貧“綠色”含量，是推動縣域實現可持續發展和貧困地區群眾精準脫貧的需要。綠色發展理念下，綠色脫貧理念、綠色發展體系建設為精準扶貧的推進帶來了新契機。精準扶貧的戰略目標是幫助貧困群眾脫貧，更是為貧困縣域探索綠色、可持續發展之路。
綠色減貧作為新形勢下精準扶貧工作的新理念，是完善我國扶貧開發機制的方式方法。因此，必須創新綠色減貧的融資手段和渠道，將綠色減貧納入政府扶貧考核機制。與此同時，還要提高大眾綠色發展意識，加強區域聯動協調，促進共同發展。
中國仍然是吸引外資進入的大國，且外資進入的區域和行業結構在持續優化，2016年在華部分存量FDI撤資，只是跨國公司基于全球生產經營環境變化所進行的企業自身經營策略調整。在當今全球經濟形勢下，中國需要動態調整引資策略，通過積極參與跨國公司全球治理，達成中國FDI雙向互動的良性發展目標，利用FDI實現中國經濟全區域協調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
在全球外商投資顯著下降的背景下，我國使用外資保持原有規模，且外商投資的結構出現優化趨勢。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多變，我國對外商投資活動應繼續保持冷靜的觀察，及時采取合理引導性政策。即使出現一時的外商投資下降，亦不必過分擔憂。
農村金融創新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和著力點。加快推進農村金融創新，全面激活農村金融服務鏈條，為農業全面轉型升級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撐，有效形成補齊農業現代化短板與金融轉型升級穩健經營的雙贏局面，是確保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推進的關鍵路徑。
“互聯網+”已經成為新時期中國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互聯網+銀行”模式的雛形已經在互聯網金融中得到體現。從根本上來說，“互聯網+”對于傳統商業銀行的沖擊并非是顛覆性的，因此傳統商業銀行可以采用“互聯網+銀行”的形式來探索新的業務形式和服務類型。
當前我國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層出不窮，隨之而來的還有不斷升級的金融消費糾紛。為了金融行業的持續穩定發展和金融消費者的權益，需要對糾紛進行有效解決。當前我國金融糾紛解決的方法各自存在優缺點，需對其優勢、劣勢加以分析，對其缺陷加以彌補，建立多元化解決機制。
近年來，我國的鋼鐵、煤炭、冶金、建材、紡織品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導致全行業陷入經營困境。為治理產能過剩，我國實施去產能戰略，著力壓縮過剩行業的產能。只有主要通過市場手段，輔助運用行政手段，方能滿足市場需求，減少通貨膨脹的風險，順利完成去產能的目標。
為有效應對“逆全球化”對我國內陸資源型城市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內陸資源型城市應堅持走產業轉型升級發展道路，破解“逆全球化”帶來的諸多難題。應立足于內陸資源型城市發展實際，通過科技創新、降低成本、堅持外向型經濟發展等措施，推進內陸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內涵，為現代經濟管理、企業管理提供了諸多值得借鑒和遵照的思想原則。現代經濟管理發展應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蘊含的強大思想動能，積極探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之道，從而為現代經濟發展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近幾年來，我國在知識產權的數量上飛躍發展，然而，知識產權運營卻并沒有隨之取得預期中的進步，所以，促進創新更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這方面的制度建設。推動知識產權充分、有效地運營，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切實落地的核心內容，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知識產權作為創新驅動的保障和支撐。
傳統知識國際保護規則以《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兩個國際公約為基礎，并經歷了不斷改進和完善的過程，其公平與正義因素在逐漸加強。自然資源永久主權以及公平合理分享利用惠益的原則與方針，都為解決傳統知識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確立了指導原則。
民間調解解決城市化社區法律糾紛具有經濟成本、人力成本較低，對社會關系的修復較好，對受到損害的各種利益的彌補較為全面的特征，因而是城市化進程中社區居民解決彼此之間糾紛的重要方法。
國際交流的加強，帶來了跨境貿易的增多，海外代購成為當下跨境小額貿易的一種新方式。然而，在個別海外代購走私案件的影響下，不難發現這種貿易新方式背后蘊含的法律問題。因此，要運用刑法手段規制海外代購行為。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自信，來源于我們堅信它是科學的，能夠成功地指導我們的實踐；來源于我們堅信它來自于人民、為了人民，能夠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來源于我們堅信它具有海納百川、與時俱進的開放性。
我們提出“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化基因”概念（簡稱“唯物史觀基因”），主要依據經典作家和相關學者有關唯物史觀“萌芽”或“因素”的研究。雖然唯物史觀基因與唯物史觀科學體系之間存在本質區別，但中華傳統文化中唯物史觀基因的客觀存在與不斷生長，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寶貴理論準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唯物史觀”被率先接受的重要前提。
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必須充分發揮社會大眾的主體性作用。以公仆思想作為政府工作的指導思想，就可以更好地促進社會大眾主體性的發揮，同時也可以更好地保證人民群眾所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促進人民群眾生活環境的逐步改善與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司法公正關系到每個國民的利益和整個社會的長久穩定。馬克思主義的司法公正思想站在維護社會公義的角度，通過對資本主義司法偽公正性的批判，為保障公民的基本社會權益作出了根本性指導。
共享發展主要內容是發展的過程依靠群眾，發展的結果為了群眾，在“人民共享發展結果”的基礎上推動更大的發展。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一定的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共享發展就是對這一矛盾的有效調和，也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公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隨著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一些異化了的、錯誤的財富觀逐漸產生。馬克思主義財富觀，對指導當前我國處于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環境下繼續推進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價值。
隨著科學實踐的迅速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做好創新工作。要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存在的問題，提煉實踐經驗，讓中國元素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整合在一起，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性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只有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并堅持與時俱進，才能夠真正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思想從自然先在性、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自然資源循環利用、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等多個角度論述了人與自然的統一。基于此，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為指導，促進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相結合，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創新。
價值導流需要宏觀的價值戰略設計，這種戰略設計需要超越一時一地的價值格局，立足長遠，設計順應趨勢的戰略框架。在互聯網語境下，面對多元價值的競爭，人們容易被那些表面上的熱鬧吸引過去。枯燥、僵化的說教方式，往往沒有受眾基礎，這就需要說服者放低身段，以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溫煦、柔和地影響目標受眾。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黨的思想建設符合世情、國情與黨情的現實需要，兩者之間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黨的思想建設的偉大進程中，不僅要彰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指導作用，還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通過共同理想不斷匯聚正能量，用改革創新精神引領黨的思想建設，開創黨建工作新局面。
為促進新形勢、新環境下的德育發展，以及解決社交網絡化給德育發展帶來的困境，要充分利用網絡社交平臺所帶來的優勢，積極引導，充分挖掘，強化管理和教育，盡快破除社交網絡化給德育發展帶來的困境。
網絡德育是伴隨時代發展衍生出的新型德育模式，我們在進行網絡德育理論層面研究的同時，也應將其具體運用于家庭、學校、社會的實際生活空間，借鑒吸收外國網絡德育理論新成果，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實現網絡德育工作的新發展。
網絡輿情在突破傳統傳播環境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道德、價值觀的束縛，信息的責任感、真實性、信任感等都將面臨較大的危機。另外，偏激信息與行為的不斷增多，形成“網上議事、網下挑事”的態勢，這對于輿情管理實效性提升以及社會穩定性維持都帶來很大的挑戰。
文化吸收與互鑒的前提是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質、基本精神及核心價值。文化安全是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的基礎，文化在交流中形成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鑒不僅要靠我們推出自身固有文明的價值體系和思想產品，而且還應該創新一系列傳播中華文明價值和思想體系的大眾文化產品。
在當今世界思潮多元發展的背景下，強調紅色文化的政治倫理訴求具有深刻的現實價值，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也有利于提升政治主體的行政行為效能。為此，應該全面加強黨的思想教育，鞏固紅色文化政治倫理訴求的理論基礎；要充分發揮文化的思想塑造功能，深化紅色文化政治倫理訴求的價值認同；要不斷順應時代發展，拓寬紅色文化政治倫理訴求的傳播途徑。
在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提速、群眾消費層次提高的背景之下，城鎮居民對于公共文化服務產生了旺盛需求，為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了強大動力。但當前，我國購買公共文化服務，還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需采取綜合措施，加速推進。
電視娛樂節目不僅是大眾生活的調劑品，還對大眾文化的構建產生重要影響。在擔負正能量傳播重任時，電視娛樂節目應保持內容真實性，保持客觀公平的原則，注重后期把關。
公元605年，科舉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科舉制度使社會階層得以重新“洗牌”，是帝制中國難得的一項促進社會合理流動的渠道，它使門第力量日漸式微，讓真正的人才出人頭地，比起世卿世祿或任人唯親的用人制度，科舉不問家世閥閱、憑才取人的做法，具有超越等級森嚴的中國帝制時期之現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