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界在關注什么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是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的關鍵，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是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成功之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黨和人民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當前，我國實踐發展的步伐鏗鏘有力，思想界的理論...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是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的關鍵，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是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成功之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黨和人民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當前，我國實踐發展的步伐鏗鏘有力，思想界的理論...
國內學者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淵源、重大意義、科學體系、精神實質、實踐要求、原創性貢獻等提出自己的見解，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這些成果初步構建了研究這一思想的理論范疇、邏輯框架和話語體系，接下來需要拓寬、深化和創新研究的思路、內容和方法，加強學理性分析，真正學懂弄通做實這一理論成果。
黨的十九大以來，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熱潮。反應最為迅速的當屬中國人民大學，就在十九大閉幕的第二天上午，中國人民大學率先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同一天，天津大學、天津財經大學也都迅速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隨后，廣西民族大學、南京郵電大學、哈爾濱師范大學、河南師范大學...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加強黨的領導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學界、理論界也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取得了不少有見地的成果，深化了黨的領導研究。
學界對習近平全面從嚴治黨思想已經進行了大量研究，涵蓋全面從嚴治黨思想的提出依據、理論內涵、價值取向、思想方法、目標任務、實踐路徑、重要意義等各個方面。研究成果數量增長快、研究視角相對集中以及注重思想體系的構建。十九大以后，學界以解讀十九大報告為主題就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和政治建設展開了研究，進一步拓寬了全面從嚴治黨思想的研究視角。
黨的十八大以來，依法懲治腐敗、全面從嚴治黨成就矚目。十九大擘畫了未來中國的發展藍圖，為新時代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作出戰略部署。思想理論界對全面從嚴治黨關涉的諸多議題給予了高度關注，圍繞新時代開展反腐敗斗爭的工作形勢與發展趨勢、全面從嚴治黨與堅持黨的領導、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制度反腐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形成了明確認識，凝聚了廣泛共識。
學界一致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相對于過去需求側管理提出的經濟治理新思路，是經濟發展思維的重大轉變。供給和需求是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對需求側管理的全盤否定，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對立起來。
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致力于提高行政效率、調整黨政關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們要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沖破制約發展的舊框框，采取新改革新舉措，以應對新時代的新挑戰。改革者需要保持全景式的綜合思考模式，尋求改革的新路徑和新方法，而這種“新”，需要各級領導干部增強本領，將理論運用于實踐。
從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矛盾、新時代、新思維來看，當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在理論與實踐、決策與落地、中央與地方、時代與創新等方面，存在“四個不均衡”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基于此，本文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分析框架下，對最近經濟學界關于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等問題的討論進行梳理，并總結這些問題呈現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本身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政黨，這決定了全面依法治國是符合全體人民利益的法治方式。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系統分析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基礎上，在第八部分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為題，在闡述改善民生與社會治理的同時，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圍繞這一主題，結合十九大報告涉及社會治理相關問題的新表述，學術界進行了學習和研究。
學界對文化自信的討論，進一步堅定了人們的文化自信；學界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諸多疑惑，均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得到了解答；學界圍繞文化軟實力的討論，進一步明晰了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路徑方向。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這項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黨和國家工作的形勢越復雜、任務越艱巨，就越要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就越要筑牢思想防線，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 一些錯誤思潮和言論被有力駁倒 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加強對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深度研究，加強對多元社會思...
當今世界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民族復興進程穩步前行，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中國外交面臨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問題。中國發展是否還有戰略機遇期？如何認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針？如何全面塑造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中國特色”？圍繞上述問題，中國外交界和學術界展開了積極討論，相關觀點對于我們思考中國外交的戰略布局和進取方向有著重要意義。
"治國之道，實由家治也。”黨員領導干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其倫理精神、價值追求和蘊含的文化基因與民風、黨風、政風乃至大國之風的形成有密切關系。廓清新時代黨員領導干部家風的內涵，建設根植于中國國情、體現時代思想和價值導向的社會主義新家風具有重要意義。
實踐證明，以人民為中心是超越歷史周期律的實踐邏輯。要超越歷史周期律，就要堅持人民群眾利益要求與執政規律的統一；要堅持走群眾路線，激發人民群眾的實踐主體性；還要遵循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過程邏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使黨的網絡執政能力建設面對新挑戰與新機遇。面對新挑戰，我們應更新網絡執政理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發揮網絡輿論引領作用，掌握網絡話語權；加強網絡平臺建設，優化電子黨務，提高網絡執政效率。
"微腐敗”隱蔽性強、危害性大、腐蝕黨員干部，容易導致群眾信任危機。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微腐敗”，從基礎工作抓起，筑牢風氣建設根基；扎緊制度籠子，推進權力陽光運行；以紀律強化主體責任，增強黨紀黨規的權威性。
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國情、世情、黨情都發生巨大變化的當下，各級干部面臨的“四大危險”和“四大考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嚴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不能動搖、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減弱”，是我們在新時代管黨治黨的科學指南。
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間是相輔相成、共生發展的關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發揮多重功能。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也應當蘊涵于國家治理現代化整個進程，需要與政府日常工作、社會治理及終身教育體系相結合，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效果。
網絡社會治理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新領域，是一種新的社會治理實踐。網絡社會信息傳播失真、網絡犯罪頻發、立法監督不完善、政府引導作用未完全發揮等問題導致了當今網絡社會治理的困境。在網絡社會治理中，重塑政府能力應當積極推進線上政府建設、完善網絡立法進程、強化政府領導體制，引導各方共同參與治理，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化網絡社會治理體系。
網絡社會單純依靠法治無法實現有效治理，應法治與德治并重。網絡社會治理法治、德治并舉，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意識，有效凈化網絡社會亂象和不良輿情，對穩定社會秩序、維護清朗的網絡環境具有重要作用。
秩序是自由的基礎，一個合理的、有秩序的互聯網環境才能為自媒體提供更加自由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網絡平臺，每個主體都必須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維護社會公德，履行網絡安全保護義務，承擔社會責任。要倡導誠實守信、健康文明的網絡行為，提高全社會的網絡安全意識和水平。要進一步凈化網絡空間，集聚社會正能量，引導網絡輿情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網絡空間正義是以公平公正基本原則為基礎，保障網絡個體在空間資源、產品再分配、消費、使用上擁有公正權益，有利于網絡空間理性發展。實現網絡空間正義需對網絡非正義進行理性批判，同時加強網絡空間規制，完善個體理性行動，最終實現網絡空間正義。
當前網絡次生輿情呈現復雜、多元特點，造成的社會影響屢屢令當事者和大眾關注者措手不及，一旦處理不當將演化成深層次社會危機，給政府對公眾輿論的引導帶來新挑戰。政府治理次生輿情要從根源出發，加強網絡監管、及時辟謠、掌控政府話語權，以降低次生輿情帶給社會的影響和壓力。
我國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生態格局，新媒體輿情危機呈現出“新”特征，面臨監測難、引導難、協調難等問題。因此，輿情危機不能“堵”，要以“疏”為核心，在遵循新媒體信息傳播規律的前提之下，采取有針對性的疏導策略。
網絡輿情與地方政府公信力密切相關，具有較強公信力的政府能夠引導網絡輿論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地方政府要正確看待網絡輿情，網絡輿情是社會公眾利益訴求的一種表達方式，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徑。政府應將網絡輿情視為工作的檢驗標尺，改變傳統處理網絡輿情的方式，充分發揮政府“意見領袖”的作用，引導社會公眾合理合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面臨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為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政府要從“發號施令”向“引導負責”轉變，社會力量從“聽話辦事”向“主動協同”轉變，公眾從“被動管理”向“積極參與”轉變。具體實踐中，政府要突出大數據理念，出臺相應法規政策，加強社情民意分析，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新媒體的出現以及在實踐中的廣泛運用，為政府社會治理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因此，政府部門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應該借助于新媒體來構建政府信息公開機制、有效的民眾訴求表達與政府回應機制、暢通的官民互動機制等，進而不斷提升社會治理的實效。
居民幸福感的高低是評價當前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的一項重要指標，社區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基礎設施等都會對居民的幸福感產生影響。針對當前城市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應以居民幸福感提升為導向創新治理形式與方法。
社會治理要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各級領導必須更新領導觀念、創新領導思維和領導方式，通過提高現代社會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來解決好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為謀取人民群眾福祉而奮斗。
社區黨建工作的開展應注重發揮社區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斷提升社區黨組織的積極性、整合力和創造力。當前社區黨組織推動社區治理主要面臨黨建觀念更新滯后和黨建形式轉型緩慢等問題，因而，應結合社區治理現代化的需求積極轉變黨建工作理念，創新黨建工作方法。
社會組織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和依托。然而當前我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仍存在一些問題，相關部門應該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指導下，強化社會組織的重要地位，通過制度構建、方法創新，營造和諧的社會治理環境，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逐步推動法治化治理，是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途徑，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由之路。因此，要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引，圍繞法治化精神的傳播、法治管理模式的完善展開工作、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不斷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持續變革治理模式，從而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發展新格局。
當前，社區治理已經成為社會治理在基層的著力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然而社區治理存在的多元主體權責規范不明、聯動機制缺位、共享意識不足等問題，仍制約著社區治理新格局的形成。為此，應著力整合多元主體力量確立共建制度、建立共治機制、促進共享實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新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智慧社會”。 智慧社會的構建對于我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亟須在理論體系建構和實踐操作方面不斷細化完善。智慧社會為智慧技術、智慧經濟、智慧政務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對智慧基礎設施、頂層設計標準和系統規劃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數據在為社會發展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引發了個人隱私安全的保護問題。因此，需要通過把保障大數據健康發展與保護個人隱私安全相結合、加強行業自律建設與健全行業標準相結合等“五個結合”，提高網絡隱私安全保護工作的實效性。
居家養老模式推廣受到阻礙、實行效果不理想，是由于沒有“因事為制”。要促進居家養老模式發展，需轉化公眾傳統養老理念，認識傳統模式存在的不足，消除對居家養老的認識誤區。要促進政府、社會、市場三方協同運作，完善居家養老服務體系。
"互聯網+養老”服務模式是社會養老產業轉型的內在要求，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性引擎，有利于增強服務管理效率、解決服務人員短缺問題。拓寬養老服務社會化路徑，應搭建完善的養老服務互聯網信息平臺，明確政府角色，加快制度建設，號召社會力量實施推進“大智能設備圈”，為老齡化群體提供便捷的養老服務。
作為我國養老的新型實踐模式，城市居民“養老下鄉”有助于凸顯我國農村的資源優勢，提升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活力。充分發揮城市居民“養老下鄉”在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引擎作用，關鍵就在于完善養老基礎設施建設，注重對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培育。
開展精準扶貧工作要建立“三級互動”模式：各地政府要正確把握精準扶貧的政策方向，加強與中央政府的互動，真正做到精準脫貧、精準扶貧；地方政府應與廣大貧困戶深入互動，提高貧困戶自我脫貧的能力；地方政府應加強與社會力量的互動，鼓勵社會組織發揮自身優勢助力脫貧攻堅。
精準扶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需要。扶貧應以扶產業為基礎，扶智為核心，扶志為關鍵，扶技為重點，這些都是做好精準扶貧工作的“牛鼻子”。只有抓住“牛鼻子”，才能增強扶貧工作的“造血”能力，激活群眾的強大信心，增加脫貧的內生動力，從根本上幫助貧困戶持續增收、穩定脫貧。
城鎮化建設和精準扶貧是緊密聯系的兩項工作，在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中實現精準扶貧，在深入開展精準扶貧過程中，加快城鎮化建設。我們在制定和落實精準扶貧政策過程中，要準確把握城鎮化與精準扶貧的內在邏輯，通過城鎮化建設促進精準扶貧目標的實現。
貧困地區基層黨組織要牢牢把握扶貧攻堅方向，審時度勢，以新措施順應時代發展，找準農村基層黨建與扶貧攻堅的結合點，進行科學合理切入，從而切實強化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實效，實現黨建、扶貧“雙推進”，真正做到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當前我國農村扶貧開發中仍存在扶貧資源整合有限、扶貧瞄準機制不合理、扶貧對象參與程度不高等問題，因此在實踐中須明確政府主體責任，規范農村扶貧開發的投入與規程，強化脫貧工作的法治思維，促進扶貧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保險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器”與“穩定器”，在扶貧工作中引入保險機制，有利于統籌利用社會資源、放大財政扶貧資金效用、改善貧困地區金融生態，為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提供有力支撐。我們要進一步推動保險納入精準扶貧體系，優化保險服務精準扶貧的政策環境，發揮保險機構參與扶貧的主觀能動性，讓保險助力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規定：“加強法制建設。加快扶貧立法，使扶貧工作盡快走上法制化軌道。”一直以來，我國扶貧工作都注重法治化建設，希望借助完善的法律法規，讓扶貧工作更加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徹底解決我國貧困人口問題。同時，為更好落實扶貧工作，要依法規范政府扶貧行為，注重扶貧對象的法益保障。
精準扶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手段和必經之路，“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我國的精準扶貧工程需要將社會組織、民間力量等進行科學嚴謹的分工，并完善相應的配套法律制度作為保障，從而幫助我國貧困人群更快脫貧致富。
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而促進義務教育階段教師資源的合理配置，特別是有效解決經濟欠發達地區教師資源配置問題無疑成為時代之需，成為打響教育扶貧攻堅戰的重要序曲。
教育精準扶貧是我國扶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基本方式之一。但當前我國教育精準扶貧在理念認知、制度供給、實施機制、參與主體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因此，需要更新發展理念、加大制度設計與供給、完善治理體系以及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機制，提高教育精準扶貧的實效。
教育扶貧是增強貧困群眾自主脫貧力量的關鍵，唯有既扶貧又扶“智”，才能真正拔除“窮根”。目前我國各地在開展教育扶貧方面存在著系統性、法制性、精準性不強等問題。需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加快教育扶貧的制度設計，構建定位精準化、主體多元化的教育扶貧機制，以提高貧困人口的自主脫貧和發展能力。
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是我國貧困人口較為集中的區域，也是國家扶貧工作的重點區域。當前在精準扶貧過程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在法律制度供給、管理體制、識別機制、監督機制等方面還存在現實困境，影響了扶貧的效果。需要加大法律制度建設，完善扶貧工作方式，建立動態識別跟蹤機制以及健全扶貧政策實施監督機制，進而提升精準扶貧的效果。
金融科技以及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提高了電商消費金融的需求量，但由于銀行開展消費分期的沖擊、個人征信孤島難以打破以及過度授信引起的信用風險，電商消費金融陷入發展困境。為了促進電商消費金融的健康快速發展，應倡導簡化性與普惠性發展，完善社會征信體系，建立資源共享平臺。
互聯網金融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增加了金融消費頻率，提高了社會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成為了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互聯網金融“海量交易、小微金額”的特征，對傳統銀行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和挑戰。
智能化時代促進了區塊鏈、大數據、智能投顧、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前沿金融科技的發展，但也使金融面臨多元風險、金融監管出現空白地帶。在智能化時代下，為求新突破，金融業需從協同合作提升風控水平、以人工智能強化金融監管、聯合智能金融力量提高行業自律入手，探索金融智能化發展新秩序。
完善財稅政策，為北京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提供支撐，必須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構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事權，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引導投資的功能，加大政府采購“高精尖”產品及服務力度，制定有利于創新驅動的先行先試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在京創新型企業總部發展，支持各區特色化差異化發展以促進“高精尖”產業集聚發展。
當前，以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進行，如何利用信息化時代的高科技產物和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所帶來的高效、智能化生產的技術優勢，通過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構建出有競爭優勢的制造業創新體系是在全球競爭中取得成功的關鍵。
智能制造戰略是21世紀我國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要實現這一戰略，關鍵要加強創新創業人才的培養。當前，我國智能制造戰略的實施急需具有國際視野的科技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以及數量龐大的高素質操作工人。培養創新創業人才，一方面離不開高校的教育和培養，另一方面需要積極引進高素質技術人員。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的爆發式發展，人工智能戰略型人才儲備不足問題也越發凸顯，主要表現在核心尖端技術人才引進難、市場戰略人才穩定性不足、專業性教育培訓機制不健全等方面。因此，在明確人工智能領域戰略型人才培養儲備的重點與方向后，需立足我國實際，從人才發展規劃、師資隊伍、教育培訓體系等方面出發，提出推進人工智能戰略型人才教育與儲備的相關思路和舉措。
廣大海歸群體要抓住當前發展機遇，用戰略思維解決創業方向的問題，用創新思維解決創業道路的問題。政府要完善政策支持體系，營造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創新創業環境。要搭建有權威、有影響、有內容、有前景的創新創業服務平臺，形成對海外創新人才的政策扶持網，為海歸人才創新創業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以人為本”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起點，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歸屬點。但現階段，我國在就業、居民收入增長以及社會和諧發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因此，我國應堅持貫徹“以人為本”理念，不斷推進包括“雙創”機制、勞動力價值補償機制、社會保障機制在內的創新，為我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在政府和社會的支持下，我國青年創新創業發展態勢良好，蘊藏著巨大潛力。要全面評估青年創新創業項目，搭建創新創業項目成果轉化平臺，為廣大青年創業者提供精準服務。青年創新創業者要客觀分析市場態勢，對目標市場進行深入調研，科學評估項目，注重團隊建設，確保創新創業項目在市場競爭中能夠占據持久優勢，形成獨到的商業模式。
青年創業是新時代賦予青年的歷史使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政府部門要與其他行業聯合，從外部環境、人與資源、創業機會和交易行為上給予青年創業者多方面幫扶，著力構建青年創業體系，共同推進新時代青年創業發展。
當前，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我們要完善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強宏觀調控；同時，民營企業要制定合理發展戰略，加強與各方合作，加大對人才的培養，增強知識產權、科技成果保護意識，以此推動科技創新。
“雙創”生態體系的構建旨在針對不同創業者的差異化需求和多元化目標，使想要創業的人知道如何將創業精神融入到工作生活的各種情境中。創新創業生態系統與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成為構建創新創業環境的重點，對于促進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經濟穩定發展，激勵企業家精神，推進新知識的創造及商業化具有重要作用。
優化創新生態是創新3.0時代的顯著特征。要營造包容性創新文化氛圍，優化和完善創新政策體系，持續優化創新生態，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要著力改善研發環境，為優化創新生態提供研發條件；加快建設智慧型城市，為優化創新生態營造良好的科技環境；打造宜居宜業的生活環境，為優化創新生態構建綠色生態環境。
充分調動“雙創”企業積極性，要建設一批“雙創”示范基地，加大對“雙創”企業的服務力度，擴大“雙創”企業投資額度，為“雙創”企業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不斷探索實現創新創業與“互聯網+”集眾智的乘數效應的有效路徑。
搭建城鄉信息共享平臺，是大學生及時獲取市場發展動態、提高創業成功率的重要保障。當前很多因素影響了城鄉信息共享平臺的建設、推廣效率。所以，應當充分聚合政府、企業以及社會多方資源，引導大學生妥善利用城鄉信息共享平臺以助推自主創業，從而改善創業方式，助推城鄉聯動發展。
大學生創業與生態文明建設二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生態文明建設是大學生創業需要考慮的宏觀背景，大學生創業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人才和經濟支持。實現大學生創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對接，能夠促進二者的共同發展。因此，必須要確立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調整專項政策，完善管理機制，實現大學生創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互促共進。
人類要想跨入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實現科技的生態化轉向，然而當前我國現代科技發展仍存在價值觀偏離、公眾參與不足、科技和生態認識錯位等問題。實現科技發展生態化，需要堅持社會進步、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和諧統一，發揮企業、政府和群眾的協同作用，推進工業、農業生產生態化。
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保護生態環境是我們發展經濟要據守的底線。要發展綠色經濟，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要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
不管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維護公民自然生存權益、強化公民社會平等權益、促進公民全面發展權益。實現公民生態權益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政府要不斷優化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確立科學理念、完善政策體系。維護公民生態權益不能僅僅依靠政府單一的力量，要明確各主體責任，集聚全社會力量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社會全面發展與人的全面進步。要通過群眾性文化活動引導人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在全社會形成維護公民生態權益的濃厚氛圍。
生態素養培育關乎人與自然能否和諧共存，其包含人類主體對生態價值認知、生態知識儲備和保護生態行為能力。過去單純依靠技術手段治理生態的思想、行為已不可行，需依靠主體與政府、社會、學校、家庭教育和個人踐行，共同提升全民生態素養。
生態農業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要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認真落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生態農業發展的決策部署，堅持綠色發展，堅持生態規律研究和農業生態園建設并舉，為鄉村振興和生態農業發展助力。
資源型城市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突出貢獻，是我國基礎性能源的重要產地。但是現階段，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導致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發展面臨困境。當前，需要通過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城市產業核心競爭力等措施，實現資源型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
法治文化是現代社會法治的內涵與核心。法治文化要體現法治與德治的融合，只有兩者在實踐中互通互動，才能充分發揮法治文化在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中的實際作用和優化作用，從多方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隨著微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推動了媒介載體及傳播方式的改變，由此，也給司法公信力建設帶來了挑戰。各級各類司法機關在司法公信力建設中要勇于接受挑戰，通過轉變觀念、設置平臺、營造氛圍、創新內容與形式等來提升司法公信力，進而提升我國法治化建設的水平。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執政興國、社會發展、百姓福祉都離不開法治的支撐和保障。當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和社會發展的轉型期，基層政府管理面臨著嚴峻考驗，亟需各級黨員干部充分認識到基層法治建設的重要性。
新形勢下農村地區的法治教育工作，對于全面依法治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必須對農村地區的法治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大力開展農村地區法治知識的培訓工作，大力開展農村地區的法治宣傳教育工作，發揮村民參與農村地區法治建設的主體作用。
當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立法相對滯后與文化創意產業迅猛發展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應及時回應文化創意產業亟需法律保障的迫切現實需求，秉持立法的科學性來考量文化創意產業的立法現狀，反思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廓清認識上的誤區，逐步健全完善文化創意產業立法，運用法律手段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保駕護航。
當前地區之間人員流動數量與日俱增，流動黨員作為新形勢下黨員隊伍中出現的特殊群體，其管理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亟需研討的重要課題。當今社會是科技迅猛發展的網絡化、信息化時代，順應時代發展，運用互聯網技術進行流動黨員管理，是完善黨員管理機制、實現科學化管理的突破性策略。
流動黨員管理是我國黨員隊伍建設的重要問題，抓好流動黨員管理，對于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當前，由于流動黨員規模較大，使得流動黨員管理障礙重重。相關部門應適應信息時代的發展變化，打造“互聯網+黨建”模式，利用網絡信息平臺，提升流動黨員的管理效果。
利用“微平臺”創新黨建工作方法，既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又為黨建工作開辟出新的工作渠道。黨建工作者要認清形勢，及時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學習掌握新的技術手段，利用“微平臺”打造順應時代潮流的健康、科學、高效的黨建工作新格局。
新時期打造云端上的“黨員之家”，要引導基層黨組織進行云技術的認識與應用，科學建設與維護云端“黨員之家”，合理進行云端“黨員之家”內資源編輯與共享，依托云平臺開展黨的建設與教育工作，使“黨員之家”成為黨建工作開展的有效載體。
黨的建設是黨永葆活力和發展潛力的重要保障，新時代黨建工作要向高質量與高效率不斷發展；強化黨建工作開展能力，也是各級黨組織需要認真思考的現實問題。在移動互聯時代，微信已經成為了一種極為普遍的互聯網社交工具，微信公眾平臺也是較為成熟完善的互聯網信息交互與傳播平臺。微信公眾平臺與黨建工作的融合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能極大提高黨建工作水平。
基層黨組織將互聯網和黨建工作相融合，目的是利用互聯網提高黨建工作水平，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基層黨組織要迅速占據互聯網陣地，進一步提升“互聯網+”智能水平，凸顯“互聯網+”比較優勢，全面鼓勵基層黨員順應“互聯網+”趨勢，推動“互聯網+黨建”工作創新。
當下，大數據時代深刻改變著社會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環境。黨建工作對黨和國家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組織應從實際出發，立足于互聯網時代，以大數據作為技術手段，不斷發展和完善黨建工作，確保黨建工作能夠更加科學民主。
中國共產黨是從人民群眾中走出來的政黨，在黨建工作過程中重視運用群眾智慧推進各項工作。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互聯網+黨建”模式成為黨建工作的新形式，智慧黨建也就應運而生。智慧黨建要以服務人民群眾作為最終落腳點，在工作過程中不斷吸收和彰顯群眾智慧。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黨建工作打破傳統條件限制，讓更多黨員參與其中，黨組織和黨員的各項信息實現互聯互通，“智慧黨建”應運而生。要深化“智慧黨建”理論研究，統籌黨建資源；要充分利用網絡優勢，健全“智慧黨建”相關工作機制，提升“智慧黨建”工作的效率和質量；要提升“智慧黨建”網絡輿情應對與處理能力，引導網絡輿情朝著正確方向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離不開基層黨組織。鄉村振興中的基層黨建工作首先應重視黨的政治建設，以黨的政治建設引領農村基層黨建工作。通過增強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性，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提升黨員政治素質，凈化黨內政治生態促進鄉村振興，最終形成由政治建設統領的農村基層黨建新模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干部隊伍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同時，農村基層黨組織干部隊伍建設還存在著一些與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要求不相適應的地方。當前，適應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要求，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干部隊伍建設，需要從多方面作出努力。
城鎮化發展為基層黨建工作的組織體系、工作機制等方面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嬗變，同時也對基層黨建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為了跟上城鎮化腳步，基層黨組織需要創新基層黨建責任體系、強化城鄉結合部黨組織的整合功能、創新黨建工作的體制機制、創新城鄉結合部黨組織設置，從而確保黨建工作順利進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基層黨建工作面臨著新問題，比如個別黨組織重業務輕黨建、黨建工作機制不完善、黨建經費相對不足等。面對這些問題，需要不斷創新基層黨建工作，樹立正確的黨建工作理念，健全基層黨建工作機制，培養高素質的黨建工作者，從而促進基層黨建工作進一步發展完善。
新時代，基層黨建工作面臨著新的任務，新的任務則需要新的方法。因此，在基層黨建工作中，黨組織應積極適應當前的工作環境，不斷探索、創新符合時代特征的新方法，從而突破發展困境，為提升黨的戰斗力奠定堅實基礎。
新時代的到來，使得高校黨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如新媒體的勃興讓高校黨建發展駛入了“高速公路”，全面從嚴治黨為高校黨建向縱深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同時也面臨著不少困難和挑戰，如經費保障不足、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的無序性、創新手段不多等。推進高校黨建向縱深發展，需要齊抓共管、綜合施策，在加大高校黨建經費投入、加強高校黨建工作隊伍建設等方面發力。
黨建文化具有促進黨內團結和諧，推動政黨政治進步，培養黨的干部，教育全體黨員的重要作用。為推動基層黨建工作，應加強黨的文化建設，創新發展黨建文化，大力開展黨建文化資源和設施的建設，進一步增加黨建文化交流與發展的平臺，為基層黨建發展提供新鮮活力。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思想政治工作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深刻認識思想政治工作中普遍存在著的“變”與“不變”的關系，才能真正做到與時俱進。在理解二者的深刻內涵時，不能簡單地將二者分開界定，而應把握二者之間的客觀聯系，做到“變”與“不變”的協調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者協同機制是對傳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反復糾結于單向主體教育理念的糾偏，為匡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提升教育質量提供了新的教育范式。要發揮主課堂的育人功能，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科學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宣傳方向，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朋輩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作為高等教育的基礎性內容，其開展效果直接關系到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進度和效果。當前我國開展的思想政治工作與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要求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需要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方法以及考核體系進行創新，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
工匠精神蘊涵著敬業精神、創新精神、追求極致的精神和師道精神等，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特功能主要有：價值導向功能、思想凝聚功能和行為約束功能。把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使青年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懈奮斗。
思政話語體系是思政教育的表達工具，也是思政教育的傳播載體，其具有意識形態性、可接受性及時代性等特征。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思政話語體系在主導力、吸引力、親和力、輻射力等方面面臨著困境。因此，思政話語體系需要在內容、價值、理念、表達方式方面進行轉型，以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
儒家思想中，無論是重義輕利的君子風范，還是安貧樂道精神，對大學生培養正確的價值觀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新時代，大學生價值觀培育應多借鑒儒家思想，多用儒家積極向上的價值主張提升個人道德修養，從儒家思想中獲得強大的精神力量。
黨建與思政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點，思政工作筑牢黨建工作的基礎，而黨建則體現了思政工作的更高要求，兩者相互契合。針對當前高校黨建與思政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全面發揮思政課對高校黨建工作的積極作用，提高學生黨組織管理水平，為實現“中國夢”儲備高素質人才。
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創新型人才，而高校是創新型人才成長的重要平臺。因此，高校要建立和實施創新教育戰略，提高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質量。高校創新教育戰略的建立與實施，需要樹立創新教育理念，建立完善的創新教育管理體系和制度體系；需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激發學生的主體意識，全面落實創新教育模式。
把握創新與立德樹人的互動關系是實現創新戰略計劃的基本議題。立德樹人是創新的重要保證，創新為立德樹人注入新的時代內涵與活力；立德樹人以思想育人和外部環境的方式支持與保證創新的發展，創新通過對立德樹人的時代使命、任務重點、實踐效果、實施與教育功能來促進與檢驗立德樹人。
高校進行信仰教育是大學生黨員提升思想境界和政治覺悟，樹立正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需以思維創新為先導，重新定位信仰教育；以內容創新為基礎，強化凸顯信仰教育；以方法創新為支撐，加快推進信仰教育；以制度創新為引領，全面保障信仰教育，從而進一步提高信仰教育的科學化水平和教育實效性。
受西方社會思潮和客觀環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加之自我主觀因素的制約，當代大學生群體或多或少存在理性缺失、人際冷漠、社會危機感、“體制內”迷戀、功利主義、學習倦怠等消極社會心態。為培育大學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需從多方面努力，例如：構建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加強網絡輿情監管，注重人文關懷等。
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發展實踐中所積累下來的優秀文化，是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奮斗史，是青年人文素養培養的“活教材”。要深入挖掘紅色文化中蘊含的紅色精神和奮斗故事，將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教育體系，充分發揮紅色文化教育基地的作用，創新紅色文化傳播方式和傳播途徑，進一步提升當代青年人文素養。
“微媒體”已成為青年群體的一種生活載體，它不僅承載著意識形態功能，還為青年意識形態教育提供新的優勢平臺。因此，要增強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內容的吸引力，就必須運用微傳播方式，將主流意識形態宏大的主題和厚重的思想以短小、靈活、喜聞樂見的方式展現出來。
網絡信息時代，人們對“愛國”的內涵有了更深入、更豐富的理解，使網絡愛國主義產生了新特點。在組織結構上，網絡愛國主義呈現出去精英化、去階級化、去身份化的特點；在運作模式上，則以線上、線下聯動開展為主。同時，一些網民也表現出非理性化、情緒化的不良傾向，需要我們加強引導和監管，營造良好的網絡輿論氛圍。
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愛國主義是國家繁榮昌盛、百姓安居樂業之基，是凝聚民族向心力之本。我們應堅定正確的愛國主義思想，愛“祖國”，也要愛“國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新時代下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要在傳承傳統文化、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拓寬文化傳播渠道、探索文化創新途徑等方面著手，提升文化向心力、生產力、傳播力與文化創造力。由此，我們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豐富傳播樣式和傳播形態，以多樣化的展示、多介質的推送，使文化傳播“動”起來、“活”起來，以此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篤定民族自信。
中華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提升文化自信，需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基礎上厚植理論力量、傳統力量、道路力量，并努力提升對外文化傳播的能力，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
增強文化軟實力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國政府需秉承創新理念，樹立全新的資源和制度理念，同時，需要從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創新四大路徑出發，從傳統文化中尋求養分，營造良好制度環境，借助互聯網時代的高新技術加快文化產業發展進程，打造文創品牌，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
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當下，“微傳播”方式對文化自信的建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微傳播”環境下，文化自信的構建，要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播、革命文化的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播，要積極尋找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契合點，打破傳統傳播模式，激活創新性思維。
中國傳統文化以倫理道德為重要組成部分，以農耕文明為依托，以和諧精神為內核，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發展離不開與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走出國門，以一種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到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影響力日益擴大。在融入世界文化的過程中，中華文化必將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發揮積極的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對跨文化人才產生了新的需求。以“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才需求為基本導向，建立科學、精準的跨文化人才培養體系，使更多優秀的跨文化人才參與到對外交流中，有利于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層次發展。
當前，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面臨著考驗，而進行規模化、程序化、規范化、體系化的生產與推廣，是文化遺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必然趨勢。文化遺產資源的價值判斷，需要從美學角度進行合情合理的分析，力求找到一個全面、理性、準確的定位。此外，文化遺產的開發與利用，還應當秉持文明、開放、自由、寬容的美學姿態，在開發過程中保持一定的限度與底線。
當前，我國鄉村民俗文化在保留傳統文化元素的同時，受現代文化影響呈現“進步”“復古”“西化”并存發展趨勢。為激發鄉村民俗文化活力，建設新農村文化，需挖掘整理優秀民俗文化資源，搭建鄉村民俗文化展示平臺，完善地方村級治理體系，推進民俗文化傳承與創新。
文化是鄉村振興的力量“凝聚樞”和發展“風向標”。鄉村振興，文化要先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們要在充分審視歷史經驗和認清現實困境的基礎上，對鄉村文化進行深度挖掘，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引領，重建鄉村文化生態，提升鄉村文化建設水平，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添智獻力。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農業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發揮文化的引領作用，不僅是鄉村振興的題中之義，也是鄉村振興的內在驅動力。要發揮優秀傳統文化的引導力，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縣制是唐王朝國家政體最為基層的政府機構，處于基礎和基石的地位，是王朝國家治理和社會控制的最前沿政權堡壘。王朝國家政令政務與各項制度最終能夠落實，推行于基層社會，依托的正是縣制官司的具體實施，從而實現社會基層治理，進而實現國家治理。